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后,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更趋保守的反映,也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形成并完善的重要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对电影的集中管理与控制。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既有对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的继承性,也有其自身工作的拓展性。就国民党创设其初衷而言,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自有其成效,但又并不完全似国民党当初之预期。     

检查、控制与导向--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上海是民国年间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与进出口之中心。国民党当政后,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运作,表现出国家权力正向文学艺术等原本具有较自由发展空间的社会领域进行渗透与控制;其将检查重点置于武侠神怪片和美国“辱华”片,适应了社会心理,打开了影片检查的突破口,并为其后通过检查制度控制电影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检查方针与运作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为其后的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由自愿而强制、由个例而普遍、由民间而官方、由地方而中央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承先启后、承上启下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早期推手张冲

正提起张冲,往往想到他曾是"中统"要员,策划了"伍豪事件",抗战中又与周恩来化敌为友、共赴国难,1941年逝世时得到中共领导人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在电影方面的作为,则很少提及。电影是一门20世纪兴起的综合艺术,中国在20世纪初引进。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张冲是中国电影事业的负责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股股长、电影科科长、电影处处长,中央电影摄影场场长和国际新闻摄影社社长。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电影文化运动

以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标志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运动从兴起到抗战全面爆发,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无论是电影创作与生产,还是电影理论批评,都显示出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转变.很多本身即为共产党人的左翼文艺工作者,通过与电影界的交往、合作,广泛吸纳电影界人士加入左翼阵营;而当时的电影演员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一运动,他们通过发表电影评论,开展电影创作,使左翼电影深入社会各阶层,大大传播了中共的主张,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显示了中共夺取新的文化阵地的力量.     

明星半月刊中的民国电影与时尚生活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电影"已成为上海市民最受欢迎的"时尚"娱乐方式,与转瞬即逝的电影艺术共生共荣的电影期刊随之承载起记录早期电影面貌的重任,民国影刊中的佼佼者《明星半月刊》作为30年代上海中国电影刊物拥有最多读者之一的电影杂志,以明星公司的多位女性明星担当其封面女郎。研究她们的发型妆容、服饰神态、拍摄环境等多种角度,可以展示早期影刊封面女星对时尚生活的引领,探寻上海都市如何在西方好莱坞电影强势文化中突围,展现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电影刊物的特色栏目"读者信箱"展示了影迷与明星、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解构文字背后的女星形象和电影生活。     

夏衍与左翼第一部电影

夏衍投身电影事业,始于1933年。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揭开了左翼电影第一幕。     

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

电影因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倍受关注。随着电影放映市场的形成与上映片目的增多,民国电影检查制度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其形成背景为对于电影造成的负面社会效果之担心与对于美国影片中“辱华”描写之反感;其具体内容为强调电影的教育功能,关注影片的道德教化类情节;其实际运作特点以检查体制的多样化、地方化与检查标准的宽泛性、道德性为表现。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在其初创期,即体现出其一以贯之的特点,即对道德教化的关注与民族主义情感,而教育界对于电影检查之宣传、支持和参与,则体现了电影检查的浓厚本土特色。     

德奥留学派的构建与运作：以朱家骅与洪谦的交谊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欧陆留学派盛极一时,到40年代已分化为德奥留学派与法比瑞留学派。德奥留学派在留德派领袖朱家骅的引领下,积极谋求资源,拓展影响。1942年年初,在朱家骅的支持下,西南联大教授洪谦创办《学术季刊》,聚集留德奥学人开展学术活动。相似的教育背景涵育共同的价值观,留学资源不但构建学人交往的认同基础,还成为缔结人际网络的重要渠道。朱家骅执掌国民党组织部及教育部时期,留德奥学人颇受重用,渐成一脉,乃至20世纪40年代末有舆论称"朱家骅派"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蒋介石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由于他从小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十分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使他形成了保守的文化观念。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力行哲学",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哲学,他还发起了实为尊孔复古的"新生活"运动。这些都表现出其文化观是单一的、守旧的。     

坝坝电影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唯一的文化娱乐就是公社放映队放坝坝电影。     

知识、人脉与时局: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

20世纪20年代中叶,张其昀以其史地知识逐步构建起与竺可桢、翁文灏、丁文江、陈训慈、陈布雷等师友之间密切的人脉网络。因其不慎,在1932年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后即遭遇顿挫,令其重新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1936年,张其昀追随竺可桢加入浙江大学,积极谋求学术事业上的建设。自20世纪40年代起,张其昀在地略学领域的学识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为其渐趋政治中枢奠定了基础。1948年浙大部分学生发起"驱张运动",最终促使张其昀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一致。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既有知识与人脉带来的推力,也有时局转变带来的压力,双重合力之下,他最终挥手与竺可桢诀别,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彼时学人群政治分野的表征。     

伪满时期的哈尔演口琴社事件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统治哈尔滨时期,曾发生过日伪政权镇压左翼文化人爱国活动的"口琴社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口琴社成员先后有十几人被逮捕,均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判徒刑,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斯大林红色电影中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借大清洗运动,将“十月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基本消灭殆尽后,他决定动用文艺手段,特别是电影方式重新书写俄共党史和革命史,突出他个人。1937年至1939年,由斯大林“编导”的电影“经典”横空出世。     

孙科与"五五宪草"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现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一个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代表人物。     

习仲勋和“老关系”田屏轩的一生情谊

正习仲勋曾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过关中特委书记。在他领导下,关中特委不仅守护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而且将旬邑县建设成为国共合作抗日模范区。20世纪70年代末,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刊文回忆这段历程,谈及推行统一战线政策时说:"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文中所提及的"老关系",就是习老的少年同学、时任民国政府旬邑县县长的田屏轩。2016年初冬,笔者前往关中平原,在杨     

电影《建国大业》中营救张澜的真实经过

<正>电影《建国大业》以上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直至建国前夕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为背景,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再现了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和衷共济、团结奋斗,为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     

作为启蒙的“民间文学”——革命语境下左翼文学对“歌谣体”新诗的建构

五四时期,"歌谣体"成为新诗创作的重要来源,作为一种新诗实践,它在丰富诗歌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承载了启蒙主体的"平民化"诉求。三十年代在左翼文学"大众化"口号下,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歌谣化"又赋予了歌谣体以新兴阶级话语,在左翼主流话语逐步建构之下,四十年代"歌谣体"新诗渐趋圆熟。通过考察现代文学历程中"歌谣体"新诗的建构和发展,可以看到左翼文学"场域"对文学话语形式的决定作用和新诗建设中的得失,也会进一步引发对现代汉语诗歌发展方向的有益思索。     

罗隆基人权与法治史观

考察中国人权史,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作为1929年～1931年那场"人权论战"的主将,通过撰写大量的有关人权的文章,系统构建了其人权理论体系,并以此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与独裁的本质。他的人权理论与观点不仅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政     

全面抗战前后福建电影教育述略

20世纪30年代,福建电影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并未因战争陷入停顿,而是因应抗战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首先,为适应战时环境,福建电影教育组织机构不断调整变化,其主管机关先后经历了电化教育委员会、民众教育处、战时民众教育处、军管区国民军训处、电化教育服务处等时期。其次,在教育影片摄制方面,前期主要以乡土题材为中心,全面抗战后纳入了抗敌题材,并以之为中心。最后,全面抗战后广泛采用巡回等方式进行施教工作,宣传抗日。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发民众抗战热情的作用,为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