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蒙古东部蒙旗开垦中的揽头

清代，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垦。在移民开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承揽蒙旗土地进行倒卖或转租的人，他们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被称为揽头，蒙古语称为ｔａｒｉｙａｎ－ｕｄａａｍａｌ。他们当中有揽荒倒卖的地商，也有揽地经营的地商兼二地主，还有一部分是农民阶级中的富裕阶层。本文就有关资料对内蒙古东部揽头的构成、揽地的方式、性质及他们与地东和租户间的关系做一探讨，并进而揭示他们的阶级属性。一、揽头的构成揽头一般都与蒙古王公贵族、旗衙及蒙旗的垦务机关有较密切的联系，是蒙古王公贵族…     

关于日本"蒙古浪人"笹目恒雄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蒙古浪人"笹目恒雄曾在内蒙古东西部以及中国西北地区活动。从呼伦贝尔等地前后将30余名蒙古青少年带到日本留学;与德王等蒙古上层人士交往密切;并潜往西北青海"旅行"。笹目在其回忆录中称这些都是作为"蒙古浪人"的个人行为,与当时的日本军部、政府无关。但作者最近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机构,发现了笹目上述行为与日本军部、外务省密切相关的重要史料,考证出其在回忆录中的隐瞒、曲笔;证实了其特务间谍身份。     

“和约”下的对峙：晚清时期的教会与蒙旗

近代基督宗教如何传入边疆地区,特别是对当地族群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仍然需要探究。其中天主教是在蒙古地区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西方宗教。天主教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冲破清代蒙古地区传统法律和制度限制,成功地将教务活动推广到内蒙古东西部各地。但它并没有达成当初专向蒙古人传教,建立独立的蒙古信徒社群的目标,因而将传教重点转向了进入蒙地的汉族移民。外藩蒙古特殊制度、游牧经济以及普遍崇信藏传佛教的文化生态等,都与西方基督宗教难以相容,因而教会与蒙旗之间出现长期对峙,蒙古人入教者甚少。     

试论清代内蒙古蒙旗财政的类型与特点

本文运用各种散见档案资料讨论清代内蒙古的蒙旗在财政上的特点,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1.中央严格监管下的自收自支型.特指归化城土默特二旗.2.中央拨款型.察哈尔八旗是这种类型的代表.3.收支独立、中央补贴型.各札萨克旗都属于此种类型.清代各蒙旗的财政类型、特点,与其政治地位、制度类型及清朝在蒙地实施的内外政策息息相关,也体现着内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特点.     

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

韦君宜提供的视角1967年,当大陆的"文革"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从台湾到美国的青年学子杜维明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     

民族认同还是政治认同:清朝覆亡前后升允政治活动考论

本文依据升允的诗文、书信和国内外相关档案,订正了有关他的旗籍出身、活动经历上错误以及分歧的记载,进而从政治角度切入,并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视点对其辛亥革命后远赴外蒙古库伦、求助俄蒙、致函日本政府并登陆日本、回国后继续为复辟奔走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进行解读。笔者认为,升允最初是想利用自己出身蒙古察哈尔部这一"蒙古世仆"的民族身份,寻求内外蒙古各部贵族的支持,结果到处碰壁。原因在于他的民族身份认同,并非基于文化和共同情感,而是基于实现其恢复清朝的目的和需要。他的行动证明,尽管出身蒙古,但经过二百余年共同生活,其与满洲旗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已无二致。为了复兴故国,他不惜求助外国势力。他的复辟实践,不是出自一般意义上的功名利禄等个人利益,而是出自个人的政治理想,尽管这一理想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在他的身上,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意识服从于更高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一九一二年扎赉特旗“独立”事件始末

辛亥革命的爆发,给内外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以极大的震动。素对我国外蒙古领土抱有野心的帝俄,则乘机而动,外蒙古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活佛——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的库伦集团,接受帝俄的策动和资助,以反对辛亥革命为名,宣告“独立”,成立所谓“蒙古国”。库伦集团倚俄为势,于1911年12月向呼纶贝尔、内蒙古等盟旗,发出《檄文》,通告各蒙旗:外蒙已“独立”为国,得到了“俄国政府允许”,今后俄蒙继续“彼此相助”。要求各旗札萨克、总管,向属下宣布这一消息,并向“蒙古国”表明自己的态度。继《檄     

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

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     

婚介、择偶与彩礼: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青年的婚姻观念及行为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青年的婚姻观念及行为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这是认识国家、集体、家庭对该群体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媒人包办"受到批判、"介绍式婚姻"增多,预示着农村青年婚姻决定权的提升。然而,政治身份、城乡差距、职业声望等,仍对农村青年的择偶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进入人民公社中后期,财物从彩礼到嫁妆、最后流向新婚小家庭,折射出农村青年"个人意识"的增强。     

清代边城多伦诺尔的地位及其兴衰

１６９１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地方举行喀尔喀、内蒙古各旗的会盟,正式接受喀尔喀各部归附。此后,在多伦诺尔修庙奉佛,使其成为漠南蒙古的宗教中心。随着多伦诺尔厅、巡检的设置以及直隶绿营兵和副将的驻扎,此地又成为塞北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多伦诺尔地处内外蒙古适中位置,有利于商贸的发展和城镇的繁荣。本文从宗教、政治、军事和商贸等方面探讨多伦诺尔在清代蒙古地区所形成的地位,概括分析了多伦诺尔边城由极盛转向衰败的原因。     

清末新政中的内蒙古地区

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清王朝"励精图治"开始了"新政"运动。对于蒙古地区,"新政"所涉及的是该地区之根本:土地。移民实边、垦务运动对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造成了是深刻影响,开垦蒙古地区,虽然使其农耕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激化了民族和阶级矛盾,因此本文从"新政"中实行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此分析清末蒙地放垦对蒙古部族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学生运动兴起原因探析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学生运动,是指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为了彻底改造美国社会,以激进运动的方式,针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教育制度、社会问题、伦理道德和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掀起的一场全面的社会批判和改造运动。本文试图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环境、文化走向、教育制度、社会问题等多个角度,解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什么会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运动。研究认为,这一运动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思想文化根源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孕育了60年代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青年学生运动。     

藏族、蒙古族青年文化习性的比较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本研究采用自制《少数民族青年文化习性量表》对生活在青海省的560名藏族青年和341名蒙古族青年的文化习性进行了对比检验,结果显示藏族青年与蒙古族青年的文化习性无论大、中学生还是男、女群体,在"主流文化态度"以及"宗教信仰"维度均检验出特别显著的差异,在"风俗习惯认同"及"民族语言认同"维度不存在差异。研究藏族及蒙古族青年的文化习性群体差异,对于探寻民族教育中文化认同及文化适应力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探析

中国近代少数民族自治制度探索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基本宗旨是通过确立王朝帝制部落自治转变为民族国家政区治理的具体形式,重塑单一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抗战胜利至制宪国大期间,国民政府、知识界、行省当局和蒙古族精英就内蒙古自治问题展开了反复争论,形成了盟旗等于省县的蒙汉联合自治、分省蒙旗自治、脱省联盟自治和废省联盟自治四种代表性主张,焦点是盟的行政定位问题,表面上是蒙汉民族矛盾,本质上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两种理念的对立和融通。国民党虽然把握了内蒙古地区是各民族杂居共有而不是一民族独有、自治是各民族联合自治而不是一民族独治的现实性,但不能突破行省的制度局限,无法协调"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果加速蒙古族精英的离心倾向。战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争论,客观上为中共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施行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联合自治提供了重要参考,体现了自治和统一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清宫生活中的铺垫 蒙古地毯与蒙古包罩帘毡

<正>蒙古栽绒毯的编织技术亦传自新疆。至元朝,蒙古栽绒毯已形成织造规模庞大、产品数量繁多、花色丰富的盛世局面。清代,蒙古进贡栽绒毯可分为漠南蒙古(今内蒙古)毯、厄鲁特蒙古(今新疆北部)毯两大类,其中以前者进贡数量为多。蒙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早在明代就以"通贡"和"互市"两种形式进行。通贡,既是蒙古与明廷     

明朝时期蒙古人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政治活动

鄂尔多斯地区在历史上一般是指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全部、巴彦淖尔市的后套及宁夏、陕北的一部分地区。秦汉时称河南地,明代后又称河套。16世纪初,蒙古鄂尔多斯部入驻这一地区并定居下来,人们开始用鄂尔多斯来称呼这一地区。本文论述鄂尔多斯蒙古人的由来、在明朝时期蒙古人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政治活动以及政治地位的确立。     

揭露“满洲青年联盟”反动组织

由"满洲铁路会社"成员为主体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是一个鼓吹"民族和睦"、"满蒙独立"的民间团体,其政治活动历经"满洲青年议会"、"自治指导部"等过程,最终提出了建立协和会的构想。本文试从满洲青年联盟的政治活动与发展过程等角度分析满洲青年联盟的实质,揭示伪满洲国协和会与满洲青年联盟之间的继承关系。     

从反右运动看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

一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它是建国后七年中影响最重大的一次政治运动。尽管已经过去55年,但这场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留下的深重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今天,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模式中不时可见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但在不同条件下内容与名称有了变化,对于不知道历史的人来说,还常以为它们是新的,因而重温历史很有必要。纵观我国历年政治运动,每次的口号看上去都不相同,但达到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是雷同的。这类政治运动共同的规律都是自上而下,从宣传     

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

五四前夕学生集体身份的建构遵循着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有着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新学生因此而大量出现。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阶段,国民身份意识是主导五四学生的最高身份意识。中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对五四学生国民身份意识的培养与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刻意而为之”的倾向。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京政府的可控范围。结果,当局者往往无法控制那些具有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界面临国民身份意识与学生身份意识的认同困惑,社会舆论对学生的身份资格也发生各种争论,客观上促进了学生界的思想分化。在此背景下,1920年春北京政府对干政学生的身份界定,不仅暂时有效地取缔了学生运动,也是对其在此之前刻意提倡学生国民身份意识行为的一次否定。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