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民国前期南北地缘话语与政治演进

南北地域观念原本只是乡土性的文化地缘差异,民国前期,这种差异随着政治势力的介入而不断强化。政治人物用鲜明话语来表述自己与对方的不同,深化民众的地缘意识。进入20世纪20年代,南北对立话语表述尤为明显,南方斥北方腐败落后,阻碍民主宪政的实施;北方则视南方为"叛党",以"南征"、"反赤"为自己正名。带有分裂性质的南北地缘话语虽不足以让我们过分地去加以强调,但它在民国前期的政治军事发展脉络中,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追溯南北对立话语表述的缘起与形成,有助于审视表象之下的事实演变和民初的历史发展进程。     

商周“称王”与政治思想变化

先秦时期存在诸侯"称王"的现象,许多学者认为"称王"较为普遍,并由此推论商周时代国家体制,在学界形成较广泛的影响。此类研究多把各种"王"作为平等的对象进行比较和分析,未充分考虑"王"称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背景,基于此认识的国家性质分析也不免出现失误。本文将商周时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中各种称王资料进行对比,并从称王者的政治地位、族群差异、文化属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了商周时期政治体系内、外称王现象,以及同一政治体系内部称王现象,对商周称王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做了时段演变的考察。对于认识中国历史早期的国家性质、政治思想演变有一定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称王现象更为丰富,政治思想内涵演变更为明显,如果增加更多分析,更利于对称王现象的说明。     

书讯

<正>彭丰文博士所著《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全书共六章、45.1万字。该书对中国古代"国家"、"国家认同"概念进行了辨析界定,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考察了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作者认为,先秦时期中国传统文明已经表现了追求"大一统"政治的文化特质,西汉时期"大一统"特色的中国古典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正式形成,东汉     

国家政权建设下乡村的权力和秩序——以民国前期贾汪矿区为中心

民国前期贾汪矿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深入,呈阶段性起伏波动之势。民初对绅权既尊重又约束的制度安排,保障了矿区的有序发展。1920年代末国家权力全面扩张,政治失意、经济受损的乡村"保护人"即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乡绅投向逐利性基层国家权力,转化为渔利型掮客,导致矿区失序。1933年国家权力重新调整后,新崛起的地方精英与职能强化的地方政府致力于乡村利益和社会公正,修复了矿区秩序。矿区政治和秩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不断调适的结果,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忽视这种阶段性特征,单纯说政权建设成功或失败有失偏颇。     

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的演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演变以中共十五大为界可划分为两个发展时期:前期从1978年到1996年,文化发展战略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后期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至今,文化发展战略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这一发展历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和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明显提高,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已从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转变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文化认知达到新的高度。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演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必然结果,也是适应新科技革命时代的自我调整。     

“祭祀”与“纪念”之间——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初唐长安宗教宣传与国家寺观命名的儒家化趋向

借助于儒家忠孝伦理,慧净、成玄英等长安名僧高道的宗教宣传深入人心,并影响初唐时期国家的宗教实践。贞观前期开始,皇室修建寺观之命名出现儒家化的趋势,这些名称包含着祖先崇拜、确立新的政治秩序等内涵。     

明代告祭仪略论

明代告祭仪式是国家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说,告祭仪式可分为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前者在正祭仪式之前或之后举行,是常规祭仪的一个环节;后者因时因事而举,内容更为丰富,主要包括因新皇帝登极,出征与凯还,营建与修缮,建制与改制,藩王之国,册封,奉安神主与祔庙,节庆与忌辰,禳灾与告谢而举行的祭祀仪式。告祭的方式有皇帝亲祭与遣官告祭两种,以明代登极告祭仪为例,可见其从亲祭到遣官的变化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象征意义。明代告祭仪式的基本内涵是"告诉"与"祈禳",每种告祭仪式的涵义又常常是复合的,应配合其他典礼仪式,理解其象征意义。     

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

本文从礼仪制度的视角,通过对比礼部和理藩院两大机构管理境内族群的不同分工,探讨了清朝在区分族群、整合多族群文化方面的努力及其政治价值。清朝对众多族群和文化,采取分类管理的方式。分类的原则是与清朝关系的亲疏远近,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和情感方面。通过礼仪教化各族群,是礼部施政的总原则。教化之道,一是仪式本身,展示的是清朝的观念、态度;一是仪式所必须的符号性的工具和手段,包括食物、冠服、仪仗、印信、金钱、乐器,也包括文字、音乐和舞蹈等。策略上则通过在礼仪制度上优遇蒙古作为"教化"境内族群的样板。清朝礼制的最大特色便是浓郁的多元化族群色彩。在许多仪式中,边疆族群已经由旁观者或配角成为主角之一。这种礼制上的新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清朝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了来自北方的统治族群满洲对于本族及其他边疆族群的文化价值的认知和认同。清代前期"夷狄"观念的第一次转换,是清朝礼仪制度更新、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政治与遗产互动下的曲阜孔庙——以蒙元帝国前期孔庙的破与立为中心

曲阜孔庙作为儒家的文化象征符号,其破坏与修建都与政治息息相关。在蒙元帝国前期短短一百零一年的时间中,孔庙就经历了由"破"到"立"的转折,体现出这一时期统治者政治态度对文化遗产的影响。通过孔庙这一文化遗产案例,折射出文化遗产与政治的两种互动关系:文化遗产为政治提供文化与民族的认同空间,以及文化遗产的政治利用价值。     

构造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民国前期“西南政策”考论

民国前期"西南政策"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扩展到桂、粤五省联合,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相结合,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主张的统称。"西南政策"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同时也存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及领导人等因素,"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代表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枕山襟水 治中为要——莆田古城历史格局的演变与文化内涵

莆田古城历史沿革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对莆田宋代建城前、宋元、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分析显示,一方面莆田古城具有"枕山襟水、山水营城"的自然环境格局,以"揽山入城"的山城关系、"一水穿城"的城水关系和"曲直相汇"的城垣营建为代表;另一方面,莆田古城体现出了"治中为要、传统礼制"的空间布局,以"一轴重城"的空间格局、"一庙双学"的礼制布局、"军政共治"的行政中心为代表。通过对莆田古城的剖析,阐释研究古代城市空间的历史演变,解读古代城市布局的文化内涵,有助于理解我国古代城市营建文明。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王表的历史解析

古代埃及的王表是王权作为社会与文化记忆核心内容的历史呈现。古代埃及的王表萌芽于早王朝时期,在古王国第五王朝时期粗具形态,至新王国时期已臻于成熟。新王国时期,军事帝国背景下的统治阶级的历史意识勃兴,王表在数量、规模、工艺等方面远胜从前,并通过传统的神话、仪式建构与祖先的"历史"联系,从而证明王权的合法承继与延续。除宗教与政治目的之外,王表也体现出客观记录的意图。都灵王表在文献载体、原始底本、抄写方式、结构安排、历史信息等方面与祭祀用途的王表明显有别,但是,都灵王表依然是宗教与王权观念的产物。作为展现王权历史信息的古代埃及王表,亦应以历史的方法解析其内涵和意义。     

新中国五次大阅兵

阅兵既是一项严肃、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又是国家庆典的一种隆重仪式,同时也是彰显国家主权、展示国防实力,表达政府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的力量与决心。我军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先后举行过3次阅兵：一次是1934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瑞金县大埔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     

秦汉探病的政治文化内涵北大核心CSSCI

秦汉时期,探病是官僚体系内不同阶层进行政治结盟和政治表演的重要途径。对探病行为的研究,建立于以"人"为核心的基础上。通过还原秦汉一般探病流程,考察探病过程中"病人"与"探病者"的身份构建,挖掘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对探病行为的影响,可以寻找出探病行为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     

我亲历的两次民国史学术盛会

<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学术界的思想也日益解放,许多过去不能或不敢接触的禁区也慢慢被打破,其中一个最具标志性的现象,就是民国史研究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然成为目前史学界著述最多的学术领域之一。而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最初在南京召开的两次学术会议,即1984年5月的"全国首届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10月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推动民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组织和培养民国史研究队伍逐渐成长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转型期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简析

<正>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传统农村的政治文化兼有蒙昧型政治文化与顺从型政治文化的特征,随着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化,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从这一混合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一、过渡性与异质性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又具有发展性,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其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