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老师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此信在一种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的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忆苦思甜”

1974年,我们在鲁南一个小山村插队。 那年月,知青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便是请当地老贫农＂忆苦思甜＂。一天,我们八九个知青正在菜地里干活,报社记者来了,说要拍个＂忆苦思甜＂的照片,登报宣传一下。大队书记很重视,说要去请一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来。＂不用了＂,记者指着带我们干活的菜农说,＂这位老大爷就很像个老贫农,就让他来试试吧。＂     

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有个小学教师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这封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而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亲历知青待遇改观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这个最高指示发表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其实在这之前的1968年9月,我们江苏如皋的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后,已经在农村去插队了,我当时就在本县东陈公社插队. 最初上山下乡动员并不困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号令让全国几百万知青下乡了.但农村贫困和艰苦的现实使知青和家长逐渐冷静下来,远离父母,没有劳动能力,吃不饱,经济上不能自立,生活要家长接济.     

卷首语

不见森林文学青年都知道．曾在云南插队的阿城写过一部小说《树王》．其中写及当年的真实往事：知青们响应党的号召．把大片的原始林烧掉．腾出空地来种粮食。同样在云南插过队的陈凯歌．在1987年把阿城另一部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孩子王》拍成了电影．     

插队的日子

与风搏斗1965年9月25日,我们益阳市35名下放知青,被集体安排在沅江县复兴公社富民大队十二生产队。十二生产队是因知青集体插队而组成的,人们也就习惯地称为新建队。贫下中农用泥砖竹木芦苇和稻草为我们知青盖了房子。大屋子有十多间房,上面盖着厚厚的稻草。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只知“八月秋高风怒号”,把大诗人杜甫的茅屋吹破了,没有想到春天里也刮大风,险些把我们的草房给吹倒了。那是1966年2月20日,我们知青正在排练文艺节目。将近中午时分,突然狂风大作,地上的枯草灰尘随风翻卷飘荡。屋顶的稻草像书页一样一层     

大起大落的李庆霖

20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20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时任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语文教师的李庆霖,他的大儿子也到山区插队去了.由于孩子年龄小,农活重,经常因吃不饱,跑回家拿米、拿菜、拿油.李庆霖冒到孩子在山区吃苦受累,生活无保障,同时又了解到一些有权有势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回城招工、招生、招干、参军,心里既难过内疚,又感到气愤不平,于是起了给党中央写信反映“知青”问题的念头.     

史铁生与三本书

在陕北插队时,不认识史铁生,我们不在一个县。我回北京几年后,读了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想起我那细细春雨中的朦胧山庄,与他那种细腻深沉的插队感觉产生共鸣。就此知道我们陕北知青里,出了一位好作家。后来相识,渐渐相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二）

动荡的年月１９６６年３月,省知青办为了动员更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组织了一个由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到岳西县、祁门县插队落户的先进知青代表汇报团,到合肥等城市做报告,把我省“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又一个高潮。我们公社的夏永阳、钮阳,横联公社的左愉、马力群、方棕生、金问美,祁红公社的萧华（著名画家萧龙士之女）和岳西县的周晋等２１人,荣幸地代表自１９６３年以来我省上山下乡的２２２７名知青,向家乡人民作汇报。这个报告团在合肥报告了３个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６月,“文革”狂飙骤起,报告团解散。这…     

插队的日子

与风搏斗 1965年9月25日,我们益阳市35名下放知青,被集体安排在沅江县复兴公社富民大队十二生产队。十二生产队是因知青集体插队而组成的,人们也就习惯地称为新建队。贫下中农用泥砖竹木芦苇和稻草为我们知青盖了房子。大屋子有十多间房,上面盖着厚厚的稻草。     

“洋插队”记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人们纷纷涌向国外,去考察、访问和工作、学习,其中有许多青年学生。由于其势头有如当年“上山下乡”热潮,被人们称为“洋插队”。这些年轻人在“洋插队”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新鲜事情和麻烦问题呢？他们又是怎样对待和解决的呢？请看本文──     

旧物勾起的忆想

“迎着晨曦／披着露水／战天斗地在棉田／顶着白云／收进新棉／废寝忘食为革命”。 ——前两年搬家,整理东西,翻开在农场的旧笔记本,一首幼稚的小诗赫然在目,这是当年我作为连队通讯员的“作品”。知青的岁月刻骨铭心,知青的生活难以忘怀,知青的旧物勾起了我无尽的忆想!     

知青代言人刘小萌 “说出你的故事!”

他觉得自己最有价值的研究,是在知青领域,这“是跟现实,跟一代人命运直接相关的”刘小萌,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赴内蒙插队,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大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研究清史之余,自发研究知青史,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是国内从历史学角度较为完整梳理上山下乡运动的代表著作。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出版于1998年,封面装帧是一片混沌的红,隐见风起云涌。背面用蓝色斜体字大书:“大潮涌来——几千万少男少女的黄金年华卷进了黑泥黄沙红壤,山川田野莽原。”     

那碗难以下咽的“五彩粥”

<正>1977年5月,我告别父母,来到辽宁南部的龙家大队插队。朴实的贫下中农对我们18名知青非常热情,专门为我们建了"青年点"——六间集体宿舍,并安排了"点长"、     

云南知青 失却在橡胶林里的青春

《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2006年3月,我们选择位于风景秀美之地的景洪农场,作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状况的样本。据农场党办介绍,仅景洪农场,当年有8538名知青进驻;现在,仍有200余名当年的知青生活其中。     

那水、那山、那日子——插队杂忆

正1965年,我高中毕业于合肥一中。夏,高考落榜;秋,下放。作为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我在祁门县横联公社(后称横联乡,现撤乡为村)生活了整整13年。先是在生产队务农5年,后到公社广播站工作8年。转眼53年过去,当年十八九岁的"知青",如今已年逾"古稀"。然当年的种种琐事,仍时时浮现脑海。全面铺开,内容过于庞杂,还是说说公社的那些小河、那些山,以及当时的生活琐事吧。     

断了后路的变形——渎韩东《知青变形记》

知青的历史不过40来年。从最早的“六二、六三”城镇青年下放农村“挑重担”算起，距今也不到50年，而当年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如今已垂垂老矣，好在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不过，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这一代人实在难开尊口。毕竟，近50年的时间过去了，苦难已经足够消弭于无形（这其中也包括我母亲的知青往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愿意说话，或者偶尔敷衍成文，絮絮叨叨的追忆中。     

20世纪70年代知青生活记事三则

1975年,我从浦城一中高中毕业后．就到富岭公社浮流大队插队,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知青岁月。     

从黄土地到黑房子——记摄影家王文波及其摄影家三弟兄

引子 公元1971年7月15日,盛夏,夜。山西省运城县。一个20来岁,衣着俭朴,黝黑结实的知青,从他插队的山西夏县,徒步走到这里,打算乘明天的长途汽车,到他弟弟插队的山西临猗县东姚庄去。此刻,疲惫已极的他,已倒卧于长途汽车站牌前的水泥地面上,身下的“地铺”是两张当天的《山西日报》。睡梦中的他,双手还紧抓头下枕着的书包,仿佛怕被人抢     

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