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有人说,“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问题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本试从内因和外因方面作一下简要的分析。     

东北沦陷初期伪满汉奸集团成因及傀儡角色

东北沦陷初期出现的以伪帝溥仪为中心的伪满政权汉奸集团,是一个近代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有组织的汉奸群体。它的产生有浓厚的地域性,其形成有外部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内在因素。然而本应作为伪满政治舞台主角的汉奸们,却在历史的旋涡中出现了严重的角色错位,上演着日本殖民者高压威恫、骄横霸道,汉奸者卑颜屈膝、卖身求荣的丑剧,以及汉奸们的徒然挣扎。汉奸集团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的抗战均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抗战时期汉奸为奸目的之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不仅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同时也涌现出了很多为国人所不耻的汉奸。这些汉奸或为权势,或为金钱,或为温饱,或为自保。尽管他们的目的不一,但都是出于私利而出卖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公利,他们将被记入"另册",遗臭万年。     

抗战时期的伪军

伪军,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利用汉奸及国民党投敌分子组织的军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他们在日军的监视下成立,听     

大汉奸周佛海在死前的日子里

1948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宣告日本帝国主义做了8年霸占中国的美梦彻底破灭,同时也宣告当年粉墨登场依附于日本生子的南京汪伪政权的最后收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中国人民的严厉审判。此时,汪伪集团一号头目还精卫早已于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真正为自己前途担忧的是以陈公博、周佛海、陈壁君等为首的大汉奸,他们日夜都在为自己会遭到国民政府的逮捕和审判而担惊受怕。随着国民党军队开进沦陷区,国内惩办汉奸的呼声愈来愈高,国民政府干9月下旬做出惩治汉奸的决定,具体执行的是军统局局长戴笠。不多久,陈…     

教育视角下汉奸问题研究

1937年,日本疯狂地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为维护民族的生存,中华民族掀起了抗日的热潮.但在抗战期间,中国始终存在着一个为数较大的汉奸队伍,高级汉奸中留日出身者居多.这主要归咎于晚清社会的失序和日本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而对中国留学教育中的阴谋.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国民政府逮捕汉奸记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辈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国民政府逮捕汉奸百态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迭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     

中国托派不是汉奸

抗战前后,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或者干脆把托派称为汉奸,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成为"共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在党的文献编纂中逐步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托派的汉奸罪名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经过多方的查证研究,众多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明确认为中国托派不是汉奸.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注释2这样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国民党高等法院管理汉奸罪犯的奇情怪状

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集中关押汉奸被告的地方,地点在苏州司前街36(或39)号,离江苏高等法院不到半公里。 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间,看守所内羁押的汉奸罪犯不下四五百人,他们主要来自苏南地区26个县,几乎每县都有汉奸罪犯解来,一县之中有的多达十几人,少则五六人。在押的汉奸罪犯占犯人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     

刚直不阿的佛徒

永济县东南15里的中条山麓,有座古建筑——万固寺,我从小就在这个寺出家当和尚。1940年7月15日,驻永济县城的日军和汉奸大约有三五十人,到万固寺游玩。一个汉奸头头看到寺内长老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举止谈吐不俗,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便有意拉拢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跟他们沆瀣一气,为日军效劳。樊居士非常气愤,遂淡淡而又轻蔑地对着那个汉奸头头说:“我们佛教徒,绝不当汉奸!”汉奸头子听了,显得狼狈不堪,碍于有日本主子在场,野性未敢发作。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北洋军人的最后辉煌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入中国。北洋的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这些中国军人面前, 他们都碰了壁。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 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去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     

NO Beijing的音速少年

对那些唱着"I Love Beijing Tianan Men"长大,后来又吼过"中国可以说不"的老炮来说,一支中国乐队,脚踏祖国的大好河山,却高唱"WelcometoUSA"无疑有汉奸之嫌。那是脑浊乐队,他们无非是在向永远在路上的美国梦致敬,并抒发"全世界朋克联合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惩治汉奸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惩治汉奸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奸研究的三个视角:社会学功能主义、政治学民族主义以及伦理学道德论。功能主义视角认为,在民族战争中,通敌者从某种意义上成了战争挫折和人们推卸责任的"替罪羊",惩治他们有加强群体或民族内部团结的作用;民族主义视角认为,通敌者违背了某种原则,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清理,而且国家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惩罚的权利;道德论则从人性论的角度质疑不分青红皂白惩治叛徒和通敌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刘永康 恰同学少年

他们曾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在这个至今未得到官方承认的地下抗日组织中,大多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学生。在炽烈的爱国热情鼓舞下,他们用嫩拙的爆炸和生疏的枪法来惩戒侵略者和汉奸。     

“汉奸”考辩

<正>"汉奸"自产生以来就成为人们讥评詈骂的对象。民国时期,有人甚至认为"我们把世界上一切卑鄙、下贱、愚蠢、无耻、盗窃、奸邪都合并起来还不足代表他们(指汉奸)的罪恶。把字典上一切要不得的字都聚集起来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嘴脸"。     

“汉奸夫妻”的红色人生

在沂蒙山区有这样一对革命老人,妻子是位中共女地下党员,丈夫曾是汉奸队长。在她的策反下,丈夫弃暗投明,为八路军运送枪支弹药、营救被抓的中共党员,又率部起义……后来,由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对荣辱参半、命运多舛的患难夫妻,一顶“汉奸”帽子整整戴了30年。1979年平反后,老两口隐居存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们那些惊心动魂的传奇故事和走过的沧桑岁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八国联军里的“华勇营”

1900年8月14日,大清帝国的首都,被八个国家的侵略军攻陷,这个日子,可说是黑暗的中国近代史中最黑暗的一天。在趾高气扬的洋兵中间,掺杂着不少黄皮肤、黑眼睛的士兵。他们不是日本兵,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些中国兵不是阵前倒戈的懦夫,也不是临时抓来的汉奸,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