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

在人民解放军鏖战淮海、平津,国民党败局已定之际,蒋介石照会苏、美、英、法,玩弄假和平阴谋。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斯大林,对此事看法如何？对毛泽东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究竟持何态度？长期以来有不同说法和猜测。本文作者根据不久前公布的前苏联档案材料,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值得一读。     

毛泽东写给傅作义的三封亲笔信

1895年6月27日(农历五月初五),傅作义出生在山西省临猗县安昌村。作为先生河东故里的乡亲,我们收集了三封领袖与先生的交往书信及一些史料,以缅怀先生的功绩。抗日战争时期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很快侵占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大片热土。接着,日军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向长城的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一带进犯,威胁着古都北平(今北京市)。     

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

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历史的链条往往是断裂的,即使在朝鲜战争这一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情况依然如此。本文依据近几年最新解密和披露的档案文献,把过去十几年有关朝鲜战争研究中断开的历史环节连接起来,使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真实能够有一个比较连贯和完整的了解。这包括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战前对实现朝鲜统一的途径的认识,中国军队中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苏联代表在战争初期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的真正考虑,斯大林与周恩来黑海会谈的结果,以及斯大林出尔反尔、拒绝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背后原因等等。     

“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毛泽东

<正>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似乎存在这么一种说法,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那里,历来是不被重视的,是受压的。追寻历史的足迹,研读浩瀚的资料,笔者认为,尽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曾对毛泽东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有时     

试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

20世纪30年代,经过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迅速扩大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明显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轻视史料与考证的缺失。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纠正,而且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史料及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阐述了理论观点与材料方法间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和学术研究的中国化。     

贺子珍与毛泽东生育了几个子女之考证

本来这一话题不必特别地提起,因为史实明显地摆在那儿了。可是,时至今日的一些文章,却把这一问题炒作得太离谱,竞称贺子珍与毛泽东一共生育了十个孩子。有杂志刊登的《真情毛泽东》系列文章中的《毛泽东与贺子珍》一文中写道：“还有,她‘年头一个年尾一个’为他生了十个孩子（贺子珍这次出走正怀着第十个孩子）     

难忘的三封加急电报

我当兵后的1979年,不仅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开国元勋相继逝世;“四人帮”乘机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震惊中外……就在这天灾人祸不断．举国上下迷惘若失之际,我接到了“父病重”的第一封加紧电报。     

斯大林与蒋经国的两次秘密会晤

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12月25日,蒋介石派其子蒋经国秘密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秘密会晤。至于所谈具体内容,蒋介石一直讳莫如深,而蒋经国以后也绝少提起,以至时下出版的各种关于蒋经国的传记及回忆录中,提及秘密访苏一事,要么一笔带过,语义含混,要么干脆只字不提,给世人留下了诸多猜疑。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本文通过对档案史料的爬梳,试对此作一考察。     

朝那湫今昔——对朝那湫处所及相关问题的再考证

朝那湫，亦称东海子，历史上是与黄河、长江、汉水并列祭祀的名水，国家正史和地方志书均有记载。然而，由于朝那县的几次迁徙和典籍中对朝那湫记述的模糊，甚至失误，给当代编史修志留下一些误导。对朝那湫的考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大课题。我们应该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史料，对朝那湫的处所及相关问题从宏观上把握，科学考察，纠谬补缺，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使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抗战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联名的两封电报的发出时间考

"洛、毛、王"致朱德电的发出时间不是1941年8月8日,而应当是1938年8月8日;"毛、洛、王、胡"致彭德怀、一二○师等电的发出时间不是1939年8月22日,而应当是1938年8月22日。     

毛泽东与家乡人的往来通信

毛泽东深深地热爱故乡,思念亲人。对于韶山来信,他件件过问,几乎每信必复。他在信中要求：“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并表示：“我得到你们片纸只字都是喜欢的。”当得知乡亲们生活有困难时,他慷慨解囊,掏出自己的工资和稿费给予帮助;当一些亲友来信要求推荐工作、升学、提职时,他耐心开导,婉言拒绝,从不凭借个人权力为亲属故旧提供方便。     

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

蔡锷任职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期间,结识了年仅十六七岁的风尘女子小凤仙。小凤仙本不是"名妓",更非助蔡出京的"侠妓",这些"美誉"皆源于为反袁称帝献出了年轻生命的蔡锷的英名。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只是他返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谋略中的一环,不存在所谓"相恋"的问题。其京津脱险,经历了出京和离津两个步骤,出京并未逾越袁世凯所允许的范围,唯有离津才称得上"潜逃"。小凤仙对蔡锷的成功返滇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却是她始料不及的,但其祭奠蔡锷的行为理当受到尊重。历史研究不能盲目随"后现代"理论起舞,应高度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工作。     

对《皖南事变若干文电考证》一文的订正

《毛泽东关于〈佳电〉发出后各项工作的部署情况致周恩来》的时间应当是1940年11月9日,不应当是《皖南事变若干文电考证》一文所说1940年11月8日。     

对金门战斗“三不打”的质疑与考证——兼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及其考辨

发生在解放战争末期的福建金门岛战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罕见的一次全军覆没的失利之战。该役失利的主要原因,过去早有定论：是由解放军尤其是高级指挥员在战略追击的顺利形势下产生的“轻敌思想与急躁情绪”所致。但近40年之后,重要当事人肖锋将军却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当年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对金门战斗有过一个“三不打”的指示,而十兵团领导人违背了粟的指示,这才是金门失利的真正原因。这一说法曾广为流布,传为事实;虽然缺乏献支持,却又难于否定。但是考证三野、十兵团、28军这三级相关单位的档案献和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并进行实践可行性分析判断,都应得出否定的结论,并且《肖锋日记》存在明显的事后修改痕迹,由此引申出当事人应如何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以及研究应如何考证、辨别、使用史料这两个史料学问题。     

史料笔记与民俗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的记载为例

史料笔记对民俗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晚清史料笔记对民俗的记载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传统民俗的记载,二是保留了近代以来民俗变迁的资料。笔记史料对民俗的记载虽有零散、芜杂等固有的缺陷,但其记载更为丰富多彩、细致生动,同时也更为客观、可靠。     

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题词考证——兼同流新武、裴洪博两位同志商榷

今年5月15日,是《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60周年。 这个口号反映了一段让人荡气回肠的历史：1950年六七月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造成1300多万人受灾．4300余万亩土地被淹。党中央接到灾情报告后,十分重视。7月20日,毛泽东做出了“根治淮河”的指示。     

五四时期对新史料的接受与认识

19世纪末以来新史料的大发现 ,对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前后是接受与认识新史料的重要时期 ,王国维等人积极利用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并大力介绍新史料 ,使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很快认识到了新史料的价值 ,这对于五四时期史学乃至 2 0世纪史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毛泽东与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毛泽东先后十几次到校讲话,三次题词,还为它选干部、定方针,为陕公的发展倾注了较多心血.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     

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二：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与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再阐发

苏联是由多个苏维埃“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也是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实验。在构建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列宁提出的建国思想通过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具体实践付诸实施。根据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实践,斯大林对民族定义又进行了新的阐发。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

With a dramatic expansion in quantity and variety, the amount of recent history source materials has surpassed the sum total of those available for all earlier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case in ancient history study, the obscure boundary of source material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historians to locate and obtain what they need for their research. Since it is impossible to exhaust or to ascertain the boundary of relevant sources, scholars either retreat into narrower fields or make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materials, both contributing to the loss of orientation in historical study, and, for that matter, eroding the integrit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ians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acquir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ipline before they can undertake studies on any particular subject, which is the proper way to conduct historical study and to avoid short-sightedness or a tunnel vision of the scen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t is urgent to resolve the dilemma in preserving and utilizing source materials by publishing as many materials as possible efficiently so that scholars on recent Chinese history can stand on an equal footing as far as materials are concerned. Only in this way will they be able to undertake deeper investigations, to uncover the complex correlation between source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study, and ultimately, to contribute to recent history study as a wh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