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宪”后的立法院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宪政"揭开序幕。依据宪法之规定,将立法院定位为类似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立法院的职权、地位得以扩展、提升。在第一届立法院内,国民党立法委员四分五裂,归属于不同的派系,并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大打折扣,立法院自主性日益突显。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立法院不仅承担立法工作,且依法制衡总统与行政院,多次对行政权进行了有力还击,对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参加“行宪立法委员”竞选的一幕

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欺骗人民,搞了不少假民主的政治把戏。如这样那样的竞选活动,就是假民主的一个方面,而1947年“制宪国大”开台以后,这种伪装的竞选活动,可说到了高潮,我当时也曾见猎心喜,参加过“行宪立法委员”的竞选。“行宪立委”的选举开始在1946年的下半年。名额和名目是很多的,有各省市、蒙古、西藏、华侨及职业团体等各种名目和名额。其中应由职业团体选出的立委名额是84名。因团体不同而有分配上的差别。职业团体中,计有农业、渔业、工业、工商业、教育及自由职业等各种。自由职业团体应选的立委名额是15名。其分配为,新闻记者5…     

国民党的“行宪国大”与总统副总统选举

“行宪国大”的纷争与召开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镇压革命,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即所谓“制宪国大”。随后于1947年4月18日,又上演了“改组政府”的丑剧。接着,于1948年春,又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蒋介石之所以要匆忙召开“国大”, 实施宪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厉生在选举前曾说得很清楚:“本党在此次选举中,必须争取选举之胜利,俾以民主方式,取得民主之信托,掌握政权,实行本党主义,贯彻本党之政纲政策。”1947年6月13日,成立了以张厉生为主席的“选举总事     

论蒋介石与“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纠纷

1947年国民政府完成改组后,蒋介石急切举行"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政治条件,选举中产生了诸多纠纷。一是选举筹备中与民、青二党的名额划分,二是代表选举中的舞弊混乱,三是"行宪国大"召开时国民党签署代表不肯退让的难题。蒋介石游离于党纪与国法之间,试图加强对选举的控制,却无力劝说民、青二党顾全大局,无法压制党内反弹,政党内外裂痕扩大,选举不良习气在国民党内快速发酵,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事后,蒋介石对国大选举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党的建设是一切政治建设之根本。     

“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行宪国大”上的胡适

"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这番话是胡适1948年在"行宪国大"期间讲的.何谓"行宪国大"?原来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1月25日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决定1947年1月1日颁布,同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宪政"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在国际上树立"民主"形象,以争取更多的美援.     

蒋介石与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的行宪决策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与政治改革问题同是政局的关键环节。"行宪"与"剿共"在蒋介石的政治考量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蒋在酝酿"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布置行宪事宜。从言论和实际动作来看,蒋对宪政的态度在抗战收尾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消极变为积极,行宪问题在国民党六大上正式形成党内决策。蒋的行宪决策,是在宪政运动的推动、中共的政治竞争、权力合法化追求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推出的。行宪决策的推出,成为抗战后时局演变的关键因素。针对宪政这一问题,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随后展开。     

“喜闻乐见”的“范儿”

大多数人是在春晚的小品节目里认识他的。他从东北那旮旯走到了北京,走向了全国,成了众所周知的范儿。范儿不好当,群众喜闻乐见的范儿更难。字里行间看得出范伟上道之后的酸甜苦辣。     

“邻”“里”“街”“坊”

“乡”、“县”、“州”这些今天还在沿用的行政单位,在诞生之初与“家”的概念息息相关。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便于政令的实施,完善赋税的管理,把一定数量的“户”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之内,     

“电视相亲”的“优”与“忧”

<正>时下,"电视相亲"节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相亲"这种具有深厚民族传统和中国特色的求偶婚配形式,在被植入大众电视之后,经过"电视红娘"主持人的时尚演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难以找寻其传统的意义,8分钟约会、转     

架起“预设”与“生成”的“鹊桥”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教学是预设与生成、封闭与开放的矛盾统一体。”自从《课标》颁布以来,很多老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课堂的现场生成,开始追求生成状态下的课堂教学艺术,在不牺牲教学目标达成的前提下,创造了许多“难以预约的精彩”。但是,很多老师过于迷信“重视生成必然精彩”的观点,在生成这件华美“外衣”的遮罩下,闯入了新的误区,跌入了由生成造成的“陷阱”。我想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主要问题有：     

“楚云飞”的“秘书经”

吴云溥是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后的第一位上司,当时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最初只听说老昊是市委机关的大笔杆子。时间久了才知道他就是沪上鼎鼎有名的杂文家“楚云飞”。他的杂文,诙谐风趣,言之有物,引用古今中外的典故顺手拈来,     

“文革”时期的“靡靡之音”

<正>"文革"头三年,时兴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的言论本来不是为谱曲而发,李劫夫等作曲家为之谱曲,传唱开来,也算音乐史上的奇观。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中,音乐工作者自发创作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也风行一时。     

“文革”初期的“路线斗争”

一本《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文革浩劫,前后十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那么,是否应该设一门"文革学"呢?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别有用心地在全国范围内     

“土八路”的“辣椒炮弹”

1940年9月,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八路军385旅按纵队命令准备攻取管头据点。时任炮兵指挥部主任的赵章成奉命带领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9月23日23时,我攻击部队迅速包围了敌人据点。战斗发起后,先用迫击炮进行射击,数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但敌工事很坚固,并没有被摧毁。     

“公历”“纪元”“世纪”“千禧之年”的由来

世界上的历法有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回年)作一年的阳历,有以月亮绕地球12周作一的阴历以及兼顾两者、以月亮绕地球计算,但又19年间加了7个闰月以便照顾到回归年而形的阴阳历。中国通行的阴历实际是阴阳历。伊斯教中采用的希吉里历(中国俗称“回历”)才是真的阴历,这种历法春夏秋冬四季可以在一年中何时候出现。中国的阴历则春季必在年初,冬季在年末,这是与回历不同的。     

“莫须有”的“五一六”

火热的天,火热的斗争。一场揪斗“五一六分子”的斗争开始了。我有点莫名其妙,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的对象只是‘“黑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哪来什么“五一六”？哪样的人叫“五一六分子”？从一个个揪出来的人看,都是“小将”。川、将’脱斗我们时,其狠无比,体罚、打人无所不至,现在一个个萎顿不堪。揪斗他们的,是另一批‘叫、将”,算是真正的革命者。揪斗的架势,似乎比揪斗“走资派”之类有过之无不及,例如批斗时,被斗者站着可达八小时,最长的有三十小时,审批人员则轮流给以批斗。我心里颇…     

汉文化中人的“生涩”“夹生”与“成熟”

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媒介的汉文化,对于"人"的成长过程,经常使用从"生"到"熟"的隐喻性表述。通过详细梳理汉文化对"人"的"生"与"熟"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描述,指出了汉文化对处在"生"与"熟"的中间状态,亦即所谓"半生不熟"或"夹生/半熟"状态的"人",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表象。在汉文化对人的"生"-"夹生/半熟"-"熟"等状态的分类中,内涵着汉文化的秩序及其价值取向。     

王心斋的“良知”、“格物”与“乐学”

王艮是王阳明立门弟子之一,他对"良知致"、"淮南格物"和"乐学"等方面均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发展了阳明的心学思想,对王阳明乃至宋明理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金代的“庞葛”不是清代的“卜奎村” 元代的“吉塔”不是清代的“齐齐哈”

<正>地处嫩江之滨的齐齐哈尔,是祖国北方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发祥地之一。近年来,当我们回顾历史,探索其城史纪元的时候,面对历史上齐齐哈尔地区先后出现的庞葛城,卜奎城;吉塔站,齐齐哈等这些谐音相似的地名时,也许有些许茫然,因为这些名称都不是汉语,又距我们很远了。难怪有的竟然说:"庞葛,卜奎,同源同音,同义;齐齐哈尔源于元代的吉塔,为蒙古语",等等。这样以来,很容易对读者造成误导,也许他们会以非为是,也许他     

“动”“静”

正俗话说得好,"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在我们班上,也有这样两个人,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被人们称为"动静"二人组。首先来说说"动"者吧。此人姓杨名旻,乃安徽滁州人也。他的"动"主要表现在下课。别看他上课眯着眼睛,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可是一旦听到下课铃,他就像蛰伏的马驹听到号角一样,立刻"精神焕发",时刻准备着冲出教室。真是"上课一条虫,下课一条龙"啊!记得有一次,他带领"部下",一边喊着"冲啊,杀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