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抵御日军入侵的大背景下进入华北,并逐渐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其发展之顺利,恐怕连当年中共自己也始料未及。中共的发展,当然首先是自身努力的产物,其进入华北后,以武装为中心,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为两翼,最大限度在各地区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同时,中共的发展,和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也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中共初期发展的奇迹。     

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

苏维埃革命时期干部队伍中的"土客矛盾"往往是引发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的一个重要诱因。到抗战时期,尽管中共各根据地依然面对类似问题,却只是局部偶有波澜,而总体未兴风浪。太行根据地即属此例。由于地方党外来性格及统战大环境影响,太行干部来源异常丰富,再加上山西省内存在牺盟会这样的特殊统战形式,造成了干部队伍内存在离散却普遍的"土客矛盾"。随着党力增强,地方党的局部整合使得小范围矛盾渐趋缓和。因晋中特委强势融合牺盟会组织、加强对政权控制力度,引发代表"外来党"的晋中特委与代表本土力量的牺盟会的武装冲突。不过,经八路军、北方局调处,冀豫晋省委以高调批判、低调处理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此事件,并将"融合"趋势继续推进。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打狗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又一实例。     

干部培训中党性教育的经验及其创新

干部培训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党性教育是其永恒的主题。加强现阶段的干部培训工作,必须针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针对干部培训对象的变化,必须注重教育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以增强干部党性教育的时代感、针对性和有效性。     

“西北王”胡宗南的婚恋

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人氏。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上将,号称“西北王”,从军前曾任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教员。此人性格刚愎暴戾,军旅生涯中多年独身,其婚恋颇为神秘。     

百年大计——邓小平与中共北方局整风运动

1943年10,邓小平出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负责华北根据地的全面工作,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担负起全面领导华北地区敌后抗战的历史重任。     

神秘的“二五八团”

热播电视连续剧《永不磨灭的番号》中,曾有团长李大本事与政委张六斤为使一营营长＂吸铁石＂能够顺利结婚,从而顶着压力为其向上级申请团级参谋职务的传奇一幕。彼时,对于＂吸铁石＂的结婚申请,     

中共“十八大”所传达的三大信息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从相当程度上勾勒出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笔者以为。相比于以往,“十八大”传达出了3个更加明确的主流信息,或者说中国的大政方针都已更加固化和成形。     

沦陷城市中共地下工作干部的培养——以晋察冀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城工部门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逐渐重视沦陷城市地下工作,到抗战后期甚至将其视为与根据地同等重要的工作,不断加强对沦陷城市干部的培养。寻找适合的干部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为解决此问题,晋察冀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城工部门在党内开展动员,寻找合适的人选,开展思想教育,纠正干部的各种思想偏差,通过革命气节教育、业务培训等,提高干部的思想素质与综合能力,与此同时,采取优待家属政策解除其后顾之忧。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培训的干部数量有了快速增加,素质也有了一定提高,促进了沦陷城市地下工作的开展。     

中共最早的红色股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并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最早的红色股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并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关于中共“一大”开幕地点的商榷

关于中共"一大"的开幕地点的问题,学界有一种长期的认识,那就是中共"一大"在上海原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开幕。但考虑到历史本身的局限,资料发掘的问题,对于"望志路树德里3号"之说是有可商榷之处的。随着新史料的浮现、考证的深入,结论有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战时制造“无声武器”的工厂——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始末记述

李先念同志在领导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称当时发行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亦称“边币”)为“无声的武器”,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根据地战时货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团结人民、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巨大作     

从世界历史的演进解读中共抗战史的发生——由“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说起

14年抗战,九一八事变是毫无疑义的起点。在这历史的起点,中共是当事各方都没有忽视的重要存在。实际上,当时日本利用一切机会强调中国共产党这一因素在东北问题复杂性中的地位。当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派员到东北实地考察时,日方以当地“土匪”有受共产党“策动之虞”,配置装甲车,作为国联专列的“先导”,①以作微妙的提醒。     

陶行知与中共关系的“求真”考论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众多中共高官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四年后,风云突变,中共以批武训为名对陶行知彻底否定。陶行知身后的几十年里,褒贬之中均存在不实之处。秉承陶行知一生求真的衣钵,文中对陶行知与中共的关系做一些"求真"考论,以期还原一个真实的陶行知。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团”与“社”

两宋时期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及具体实施,出台了许多新举措,整体建制与总体沿革趋势就凸显出变革特点,情况日趋细密和复杂。其中,"团"与"社"是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较为独特的基层建制和组织形式。     

刘仁静：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

从最年轻的“一大”代表到被开除出党,从中国“托派”的骨干到被“托派”踢除出局,刘仁静的人生历程给我们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第一位访问中共敌后根据地的美国军官

在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有这样一位美国军官,他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曾两次巡游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延安和华北敌后,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及其他八路军将领多次交谈,在八路军从敌人手里夺回的地区里,纵横走访了好几个月,足迹遍布中国北方5个省份,行程5000多公里,成为访问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