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游击将军芮宁将再现于世——嘉峪关城游击将军府

嘉峪关游击将军府,亦称游击衙门,位于嘉峪关内城之中,坐北向南,是嘉峪关关城主要建筑之一。芮宁据史料记载是入住游击将军府的第一位游击将军。     

正定县西邢家庄出土的明代墓志

<正> 上世纪50年代初,正定县西邢家庄村西2里许出土明代墓志两合,被当地村民作为房基石使用。正定县文物保管所闻讯后派人员前往调查,并做了相关记录,待1989年4月该农家拆除旧房后,将其征集到本所保存至今。     

平顺金灯寺明代佛教石造像

金灯寺位于山西省平顺县东南60公里杏城镇背泉村的悬崖峭壁上,其南与河南林州市交界。据调查资料,金灯寺创建于北齐天保(550～557)年间,目前遗存皆为明代石窟造像,其中规模最大的为水陆殿,属省级保护单位。1982年县博馆为防物被盗,把供奉于水陆殿内的4件较为珍贵的石造像收回馆内。现将此4件石造像简述如下。     

福建漳州城明代功名坊建筑探略

<正>牌坊建筑历史悠久,从春秋、汉代的"衡门",唐代的"乌头门",宋代的"里坊门",至元明清、民国时期的牌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①。早期牌坊的功能有限,只是起到指示性、引导性或标志性作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路线是从我国沿海港口出发,经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再远航至阿拉伯半岛、非洲和欧洲。通过这条航线,我国的丝绸以及陶瓷、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沿线国家,同时沿途各国出产的产品或由他国贩来的商货运来我国,广州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港口,它在丝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港口无法取代的。本文就明代来谈谈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     

明代蒙古史研究的上乘之作--《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评析

达力扎布教授《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已由内蒙古化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它的问世,不仅将明代蒙古史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通过此书也可以使我们结识这位优秀的学人。     

泉州地方史志所记“明代海防”辨析三题

乾隆《泉州府志》及道光《晋江县志》关于“明代海防”的记载有几处值得商榷：一为崇武、福全、金门、中左、高浦五千户所的隶属;二是关于汤和于洪武二十一年,行视闽粤濒海地之事;三是永宁卫建置时间问题。查阅明朝时期相关史料可知,崇武、福全、金门、中左、高浦五千户所为永宁卫统管更接近史实;而有关汤和于洪武二十一年行视闽粤濒海地,筑城增兵,置永宁指挥使及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千户所之事确是史误;洪武二十七年为永宁卫建置的时间是错误的。     

“地方”与“国家”文化权力的博弈——明代以降云南腾冲地区汉景帝神祠考论

汉景帝神是滇西腾冲地区的重要神明,它象征着中原王朝入主西南以前云南本土政权的存在。自明代以来关于汉景帝神的身份便有多种说法,入清后官方与民间围绕着汉景帝神的身份更是展开了"论辩"。在论战中,地方士绅将汉景帝神与中原"正统政权"建立起联系,使之成为掌控地方资源及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这种论战同样发生在滇西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西南,体现了在国家开发地方的过程中当地人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国家展开互动,更是区域历史观念与"国家"历史观念之间的博弈。与汉景帝神祠建立关联的娘孃庙则展现出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地方对于"不同来源"的文化的接纳与"本地历史传统"的延续。     

明代钱文中为何有“通”无“元”

明代钱文上,找不到一个“元“字,也就是说,明代大小制钱中,唯有“通宝”,没有“元宝”,何故？     

“训廉谨刑”爱民珍碑——读明代《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碑

1999年8月,山西临猗县博物馆在维修临晋元代大堂工地中,发现了一通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碑刻,碑石为长方形,高71、长95、厚15厘米碑刻题名为《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为楷书,从右向左,凡31行,401字,由时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李若星撰发,临晋县知县杨名显勒石。     

柏乡出土明代“汉光武斩石人处”残碑初探

2016年7月,河北柏乡县出土明代"汉光武斩石人处"残碑。残碑的出土,明确了该碑的立碑年代为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前,纠正了之前诸多观点中的错误认识,并可推知立碑者为当时即将离任的柏乡知县喻思恂。此碑产生的历史背景,既有悠久的民间传说因素,又受晚明崇古思潮的影响,还有高邑、柏乡两县争论汉光武帝即位处的现实需要等。明清时,此碑树立在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旁的柏乡光武庙前,为诸多文人、学者、官员等所瞩目,并挥笔撰文赋诗,可见其社会影响。此碑曾是柏乡历史文化名片和地理标志,体现了明代标志碑的款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明代天津环城七炮台修建背景与形制考述

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天津环城修建了七座炮台。这七座炮台对加强天津城守卫、防止清朝军队入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七座炮台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防御作用,甚至荒废消失。窑洼炮台遗址作为天津唯一一处保留至今的明炮台遗址显得尤为珍贵。通过对窑洼炮台等明代环城七座炮台修建背景与形制的考述,有助于挖掘天津炮台文化的内涵,补充炮台文化的史料,加强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     

在“有机更新”中保护历史的镶嵌

北京是世界名的历史化名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最后结晶，集中体现了许多历史名城的形态。北京有宫殿、苑囿、坛庙、府衙、巨刹这类典章物，也有民宅、会馆、店铺、茶园、杂祠这类市井旧迹，还有商场、银行、酒店、学校、工厂这类近代遗存，他们都是北京化的具体形态，共同构成了北京历史化的长卷画。在这个长卷中，以今日宣武区为主的“宣南”     

七十五岁披挂上阵的明代“佘太君”

长久以来,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古代巾帼英雄的故事,如花木兰、平阳公主、樊梨花、杨门女将、梁红玉等等。但这些人要么是民歌或演义中的人物,要么就是其身份并非正式的将军。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实际上只有被明朝崇祯皇帝诗赞“鸳鸯袖时握兵符”的明代女将秦良玉。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保卫与破坏——明代“烧荒”小议

作为一种御敌措施,烧荒在明代被长期执行,焚烧野草林木在断绝敌方草料物资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自然环境,沿长城一带的边塞地区在持续的烧荒之后沙漠化日益严重,保卫与破坏成为明代烧荒政策的双刃剑。     

探险中国西部“风魔城”

在前几年掀起的“西部探险热”中,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藏北高原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曾备受人们青睐。可如今,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部的乌尔禾,却引起了中外旅游、探险的关注。这不     

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

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极具变化的时代,社会与文化呈现出诸多转向的迹象。面对如此巨大变动的挑战,势必引发生活在这一时代知识人的回应,甚至不乏惊诧之感,将诸如此类的变动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在正统人士看来,明代中晚期堪称"妖魔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却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风貌。     

“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6月13至16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明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天宇酒店隆重召开,来自几十所院校、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