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化纵谈

“晋化”这个称谓可作“广”、“狭”两义的区分：“广义”的晋化可以看作是关于山西古代化的概称或泛称。如同人们习惯于以“晋”作为山西省的代称或简称一样．举凡山西地区的传统化往往冠以“晋化”称谓；“狭义”的晋化或比较确切意义的晋化，应当看作是关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山西化的一种指称，也就是关于晋国化与魏、韩、赵三晋国家化的统称或合称。     

晋陕边界出土的小直刀确为“圁阳化”

历代钱谱对一种小直刀币币文多释为“晋阳化”,所据《国语》按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且赵地多出晋阳字样的尖足、平足、圆裆布币,可见“晋阳”为赵地铸币无疑,近年发现的“晋化”、“晋阳化”、“晋阳新化”小直刀也多出于山西,似无可怀疑。     

北朝文化·雁门文化刍议——研读苏秉琦先生有关考古学文化论著札记

“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北朝化”,是我国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命题。苏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重建中国古史”出发,以“区系类型”为纲,以“中国明起源”为中心而展开的考古学化研究中,对“晋化考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把“山西省境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化区系(红山与仰韶)化遗存的研究”作为“80年代考古工作成果两大项”中的第一大项。     

关于晋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晋化是以国命名,范畴很宽的考古学化。它上迄西周早期周成王赐封叔虞于唐,下到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延续了800余年,其范围从最初的汾河、浍河之交方百里的偏侯小国逐渐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豫冀大半及内蒙古、陕西一部分的超级大国。是与秦化、燕化、楚化、齐鲁化并列发展的考古学化。     

"大腕"语源的民俗语言学阐释

一、“大腕”原本应写作“大万”或“大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腕”一词的“人气指数”直线攀升,早已进入普通话的通用语词系列,成为日益受人欣羡的一个社会称谓。目引十几年前媒体报道一则以见该称谓流行之一斑：     

早期晋阳文化述略

晋阳化是以晋阳为代表的一种区域化,它是晋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晋阳城从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建成,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毁灭,历时1476年。因位于晋水之阳,故名晋阳。晋阳是一座化     

志书可不可以使用“本”字

地方志书是客观记述地情的百科全书．其对记述方法有特殊要求,诸如称谓要用第三人称,不能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单位”等第一人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引文和特殊情况外,以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许多地方志书的“行文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如《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行文通则》中关于“称谓的书写”规定：“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省“我市’等第一人称。”     

绝代佳人杨玉环

有人恨她,贬斥她,说她“蛊君误国”,把她看作是“祸水”、“尤物”、“妖姬”;     

山西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时间考

近读《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文物保护纪实》(以下简称《纪实》)一书,发现对山西省公布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间的提法有点混乱或不统一。如说五台山塔院寺白塔是“1965年5月24日”,被“山西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晋绥边区政府旧址是“1965年5月24日,山西省人民委     

几个由“中”变“俄”的地名

几个由“中”变“俄”的地名高明雄俄罗斯远东边境地区有一大批地名有着一中一俄两个不同的称谓,这是沙俄帝国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留下的历史见证。回顾历史,追本溯源,可知这些地名的中文称谓早于俄文称谓。它们是在上世纪或更早被沙俄帝国侵占后才改为现名的。这里所举...     

美国文官制的改革

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官制改革,国内外史学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美国文官制改革是“行政部门的总统和国会进行斗争的武器”;有的则把它看作是“在野派”和“在朝派”之间的斗争;有的说,文官制改革后的“量才录用是真正的民主”;有的则认为,文官改革法“实际上成为政府控制公务员思想的反动工具。”笔者认为,把美国文官制改革看作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部门或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未免过于简单化。而把它过分颂扬或绝对否定则失之偏颇。本文不打算对上述论点逐一评论,只就美国文官制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后果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行。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渤海郡”与“渤海国”关系新考

渤海国是唐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与汉代所置的渤海郡并无关系。渤海国的称谓是有变化的,如建国初称“振国”或“震国”,唐朝册封后称“渤海”、“忽汗州”、“渤海都督府”、“渤海国”等,辽灭渤海后称之为“东丹”、“东丹国”等等。在这些称谓中,并没有“渤海郡”一称,在此通过查找史料中对渤海国事例的相关记载,来阐述这一观点。     

梅岭得名小考

“汉塞雄千古,庾关阻万里”。绵亘在广东南雄与江西大余两县边境上的梅岭,是一座以地理位置优胜而著称于世的名山。 梅岭的称谓甚多:台岭、东峤、大庾岭、连溪山,皆其历史名称;又因其地在秦汉时期设置过军事关塞,故还有秦关、横浦、塞上等代称。梅岭之名,乃是现在的习惯称谓。关于这个称谓的由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梅岭”条目下并载两个解释:一说“庾岭多梅,亦曰梅岭”;一说“岭以梅鋗鋗得名”。《江西通志·山川略》“大庾岭”条目下载:“古称塞上,亦称     

"小云南"探源

关于“小云南”在何处的问题,一直是辽东半岛和山东部分地区广为流传的话题,对于其具体位置众说纷纭。本文依据目所能及的史料对“小云南”的位置进行分析,认为“小云南”是在明初的移民大潮中,由于乡音的差异,以讹传讹,而产生出的称谓。     

“诏狱”辨名

“诏狱”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刑政”称谓,在考察法律文化的内涵、特别是皇帝诏旨与国家狱政的关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并未对它作出一个确切的释义。晚清律学大家沈家本曾针对汉代情况概言:“是凡下廷尉者并谓之诏狱。”(沈家本《历代刑法考     

也论客家称谓正式出现的时间、地域和背景

关于“客家”称谓正式出现的问题,包括出现的背景,出现的时间,出现的地域,是学术界的一个老问题,而近年来讨论得尤为热烈。前贤的论述,人们最熟悉的是罗香林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客家”一名起于五代宋初,     

侗族风雨桥文化

在广西、湖南、贵州交界的群山之中,分布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侗族。根据史料的记载,侗族是古越人的一支,秦称“黔中蛮”,汉称“武陵蛮”,三国称“仡”,唐称“僚”,唐宋时期侗族地区作为中央王朝的羁縻州,“峒”作为该制度的基层行政单位,开始有“峒”、“洞蛮”、“洞僚”之称,元明清之后,有关“洞”的称谓渐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侗族”。侗族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侗族是本地土著发展为侗族,第二种说法是侗族来源于广西梧州,第三中说法是侗族来源于江西吉安。三种说法都表明侗族是经过民族融合…     

重新定位"县啬夫"的思考

学界一般将云梦秦简所见“县啬夫”、“大啬夫”视为“县令”。不过,其说很难解释这三种称谓在同一文书或律条中并见的现象。实际上,细心排比分析三种称谓的材料,至少可以看出“县啬夫”与“县令”是有所不同的。再结合对新出里耶秦简“县啬夫”的分析,可以初步将“县啬夫”看成是郡府分部下派监理县政之吏。这一定位,恰与秦代错杂的地方行政统属关系相一致。     

《“中国”古今称谓研究》评介

人有姓名 ,国有称谓。中国人历来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 ,国家称谓亦然。中国有着四千年悠久的文明史 ,表现在称谓上也是古今众多 ,例如今人所习惯使用的“华夏”、“中国”、“中华”、“九州”、“赤县神州”等。然而 ,对于有着诸多称谓的伟大“中国”的名称 ,却历来没有研究专著问世 ,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乃至国人心目中的一大憾事。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 ,“中国”诸多称谓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 ,对其一一推源释义 ,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之事。所以 ,素来很少有人敢于问津。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博士积十余年之功 ,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