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志传

注又称注释、注解、注脚等。注释有两种,即自注、他注。他注是注他人之书,自注是作者对自撰之书进行注解。史书注释称为史注,志书注释称为志注。本文侧重研究的是志书的自注问题。历史学界历来重视史注问题。关于史注问题的零散论述,历代皆有,不胜枚举。就史学专著而言,唐刘知几《史通》一书设有《补注》专章,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设有《史注》专章。相比较而言,方志学界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对于志注问题都关注不足。有鉴于此,有必要重提志注这个老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     

《沈佺期诗集校注》注释商兑

《沈佺期诗集校注》注释商兑王友胜沈期诗历来无注，一九九一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连波、查洪德合著之《沈期诗集校注》（下称《校注》）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注释颇有注者会心独到之处，其筚路蓝缕之功尤当肯定。然而《校注》因属草创，又囿于注者之闻见，故而舛讹疏漏时...     

论注释典故六难

注释古籍,以注释典故最难。清杭世骏就说过:“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通七略,三也。”（《道古堂集》卷八《李义山诗注序》）所谓“语必溯源”,即是说的注释语典,“事必数典”,即是说的注释事典。杭氏之言实为注释家的甘苦的论。然而,我们在研读古注和作今注的实践中发现,注释典故之难,并非“志学”“而立”、“一字千金”“破斧沉舟”之类,其难却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变形之典 典故词语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形体的多样性。在使用时可以换字变形。若用常形,凭借工具书即可查出典源而注出。变形者,工具书就难以解决。不详加考证就无法作注,即作注,亦易出现错误。     

志书引文必须注释

我国旧方志有一个时期在编纂方法方面有辑录式和撰著式两种模式。辑录式把有关地状况的各种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所录资料必注出处;撰著式则不同,是对各项资料作综合研究,加以消化,然后按编纂者的观点撰著成书。撰著式除了将必要的资料作为附录辑录外,其他资料多融汇在编者的著述中,一般不注出处。     

关于古籍注释的两个问题

注释工作是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我国,历代都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新时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建立,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是为古籍注释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在注释工作中,既要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利用旧注为今注服务,又要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吸收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旧注的注释范围,主要是释“书之事物难明者”,释“古人之文言不通于今之难明     

《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注释商榷

蒋维崧先生等人的《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虽然填补了刘禹锡诗集无注本的空白，但其中的注释仍多有值得商酌之处。本文试从几个方面与注者进行商榷。     

续志注释入志之我见

首轮修志中忽略注释入志,留下遗憾。注释入志,应该在第二轮修志中得到重视。注释不入志,其误有三:一是使珍贵史料失传;二是降低志书的可信度;三是影响志书的学术品位。注释入志包括:注资料出处、注语义不详、注同一概念、注行文规约、释重点、释疑点。注释包括夹注和尾注两种形式。注释入志须注意:编排精当、要素齐全、文字准确。     

试谈注释在第二轮志书编纂中的应用

注释是志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应用于5个方面:注表格、注出处、注互文、注年代和注地名。使用注释能起到补正文、释正文、存疑说、明出处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注释的作用,可以从继承传统,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等方面作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浅议方志编辑

如何看待方志编辑学,如何看待方志编辑工作,以及方志编辑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虽然方志编辑学早已经提出此问题,但“方志编辑”这个概念还没有定性,方志编辑工作尚未被社会广泛认可,方志编辑的职能、作用和责任还没有完全确定。方志编辑在方志标题、概念、语言、文字方面都有具体要求,与其他编辑也有着不同的编辑方法。     

先秦诸子误注考释

先秦诸子散文是研究诸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其文本注释准确,方能确切反映当时思想的种种面貌。今就其中若干名篇误注者予以考释。     

《礼记》郑注引书说略

东汉郑玄(127—200),对《礼记》的注释能在诸家注释中脱颖而出,最终保留至今,与其涉猎广泛、博学多才有关。他杂采诸家,巧妙地利用群书来诠释、补充、校正《礼记》,看似随意点染,实为大家手笔,使得《礼记注》摇曳多姿,成绩斐然。本文试对郑玄利用群书作注加以分析,不当之处希就正于方家。     

耄耊老人胡星辰注志纪实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师,过去二十余年几度注释《翼城县志》,博览古籍,甄别资料,一笔一划,一字一句。眼由花而近,气由壮而喘,面容清癯,步履蹒跚。洋洋150万言手稿,笔者粗览,异常震惊,深感其当注必注,绝不回避;注必精细,追典溯源。尤以当代视角审视,结合考古成果,新意迭出,发人深思,堪称县志注释之范本。他就是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退休教师胡星辰。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好书——《方志四川》品读

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方志历史。是记述著史传世的历史,是展现历史得以传承的历史。这部历史无疑是一部好书,需要大书特书。然而,现实中涉足者寥寥,特别是以电视纪录片文本的著述方式。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汪毅算是这寥寥中的一位。他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新作电视纪录片文本《方志四川》,便是对四川方志历史如数家珍的记录。     

旧志校注谈

旧志校注是与古人对话、阐释古人的行文意图,而旧志中所涉及的许多人名、物名、事件、礼仪、制度、书籍等,今人并不熟悉,要准确清楚的注释,需要有不畏艰苦、乐于奉献的精神。旧志校注要求注释词语吻合原义。对于一词多义的情况,要选择最恰当的含义进行注释,而不能仅罗列含义,方能体现出校注者对原文理解准确,注释到位。对旧志中的难点、疑点,要多方考证,注释清楚。     

古籍译注释词的一条重要原则——谈贾公彦的“望文为义”说

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是唐代注释书直接继承汉代注释书郑玄《周礼注》《仪礼注》的两部重要著作.在《周礼义疏》中几次出现“望文为义”这一提法;其含义如何?看贾氏自己的解说:(1)(司市)以量度成贾而征(亻卖),[郑注:(亻卖),买也;物有定价则买者来也.贾疏:知(亻卖)为买者,以言征召买者,故以(亻卖)为买.此字所训不定,按下文所云“贵(亻卖)者”,郑注“贵卖之”;郑亦望文为义,故注不同也.]《周礼·地官下·司市》按:“下文”指《地官下·贾师》:“凡天患,禁贵(亻卖)者,使有恒贾.”“贵(亻卖)”下郑注是“贵卖之”.     

南宋《通鉴》注考论

南宋时期的《资治通鉴》注家注本可分为三类：以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为代表的《通鉴》专题注释，以《陆状元通鉴》等为代表的《通鉴》节本注释，和以史熠《资治通鉴释文》为代表的《通鉴》全书注释。这些早期注家的研究成果构成了“胡注”的直接渊源。     

《汉书》师古注的虚词研究

颜师古(581—645),唐初万年人,卓越的语文学家.他少承家学,博览群书,治学严谨,方法得当,因而在训诂学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他所注《汉书》,汇集汉魏以来二十三家注释,纠谬补缺,多所发明,在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其他学科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因之成为《汉书》最详、最好的注本.近来笔者在研读《汉书》师古注时,发现师古有较强的语法观念:其注释中有大量的关于虚词的解释和说明,有许多关于句子结构意义的分析和阐发.这些都比较充分地代表和反映了当时学者的语法思想特征.本文拟据现今语法中的词法系统,对师古注中关于虚词的论述进行分类剖析,以便于讨论和研究他的词法思想.     

《孔雀东南飞》注释商榷

现行高中第五册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O年11月第1版，1994年4月贵州第4次印刷，以下简称“课本”）中《孔雀东南飞》一诗的注释，吸取了古人和今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浅显通俗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笔者认为编注者对素有分歧的词句解释取舍失当；对有些词句似属新解J｛iJ实则不妥；对有的词句应加以注释而本注，因而提出如下商榷性意见，以就教于该诗编注者、广大语文教师和读者以及专家们。（－）“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戏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课本注：〔守节情不移〕“遵守府里的规则，专心不移。”这是采取一些注本把“节…     

别具特色的包咸《论语章句》

包咸的《论语章句》,是东汉章句之学的代表作之一,对《论语》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在注释中,包氏将“解词”融于“串讲大意”之中,使诂训服务于串讲;有时他还在注中交代时代背景,介绍与经文有关的历史知识;其注中留存了不少的《论语》古义。包氏之注对后世的注家产生了影响。     

从对《国语》《左传》异文的注释看韦昭、杜预之疏失

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国语》和《左传》的完整注释,在《国语》和《左传》研究以及古籍注释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针对《国语》《左传》两书中相同史实的记载,韦、杜二氏的注释既有相同或微殊之处,也有迥别之处.通过韦昭、杜预对两书部分异文注释的比较看出韦杜二注各有疏误之处,二者多可互证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