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我以“究”史

本文认为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现代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学者应从以四个方面予以加强主体意识:其一,为正确的哲学观,其二,注意克服政治立场上的两极倾向;其三,多吸收祖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其四,多弘扬中国文化和中国学者的历史主体性。     

2O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这一研究经历了兴盛、低落和复兴三个阶段。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大体可以概括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定义、历史认识主体的特点、历史主体意识的结构及其作用、历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四个基本方面,这些讨论深化和拓展了大陆学术界关于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的研究,其不足主要是原创性思想不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这一研究经历了兴盛、低落和复兴三个阶段.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大体可以概括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定义、历史认识主体的特点、历史主体意识的结构及其作用、历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四个基本方面,这些讨论深化和拓展了大陆学术界关于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的研究,其不足主要是原创性思想不够.     

中瑞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朵新葩──记中瑞历史学者研讨会

1998年6月11日至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历史所及民族所的部分学者,及以克里斯特·奥曼为团长的七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学者在瑞典驻华使馆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乌普萨拉大学建于1477年,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早的一所大学。早在十七八世纪这所大学的学者就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文化的著述,构成了那一时期瑞典对中国研究的主体。时下,历史进入20世纪末,两国社会科学界学者首次坐在一起进行学术研讨,这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中瑞两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会议就以下几个…     

中国产业集群研究中的主体能动性与多方验证方法

结合国情的中国产业集群研究需要关注集群内外相关众多主体的合作行动和主体能动性。从属性数据、关系数据以及观念数据的分析视角来看,已有的产业集群研究方法对于各主体的多样性及能动性缺乏充分的考察。源于经济地理而构建的多方验证方法考察集群相关主体的观念数据,悬置对于主体的各种先入为主的假定,在开放与批判的前提下解释多种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主体能动性的深度理解,以支持对于集群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多方验证方法在产业集群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增进案例研究的解释力,促进对于集群主体能动性的理解,并在理论上、方法上与实践上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为行动者的泰山进香女性

当前,女性已经成为民间信仰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角。但总体而言。学界对出现在民间信仰领域里的女性的关注并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研究者又多是从文化客位出发来进行的。那么,从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主体的互动交流出发来认识出现在泰山庙宇中的敬神的妇女,力图将其看作充满了主体意识的行动者,并在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主体之间的互动中理解她们的行为和观念,其作为行动者的一面被突出出来。     

试谈历史认识论的一个问题——兼论所谓舜的“腐败”

本认为,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内容是,历史研究的主体除了学识水平、分析能力以外,还必须具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敬意,即尊重历史,对于历史有充分的理解。就中国古史的认识而言,孟子所述舜之两事,表面看来,这是舜的“腐败”行为,而实际上却是舜的合乎情理的举措,不可以“腐败”视之。我们假若尊重历史实际,将这两个事例放在舜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来认识,则应当完全肯定这是舜的美德而非腐败。     

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与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

法国史家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中阐明了"经济世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它们对世界经济体系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史家沃勒斯坦则在其"世界经济"理论中重点揭示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相伴相生关系。本文认为,两位学者的论说在观念上的差异体现在一与多之争,以及看待市场、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歧上,同时指出,历史比较研究不仅对于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还有利于深入理解当代全球化中民族经济的作用。     

“文化主体属于人民”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在90年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深化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和“文化主体属于人民”的思想,这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融入现代化是一伟大贡献。 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这一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由政治概念发展为法律观念,由执政理念发展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理念。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梳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观念上,在实践中,都必须遵循人民主体的原则,把顺应人民的道义作为主流文化的历史使命。     

论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

本文主要从对客观性的理解、历史认知的主体、历史认知对象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历史认知活动的客观性问题。文章认为,纯粹客观的历史认知是不存在的。历史学的客观性其实处于一种弹性状态,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认知主体是最具主动性和导向性的因素。     

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述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作为我国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国两制"构想从提出到实践,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     

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是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课题.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世界近代史的基本定义、特点、研究对象、分期的标准与依据、上下限和内部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强国--海外学者对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的认知与评价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日渐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海外学者高度肯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成就,并从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三个维度总结了科技创新的历史经验。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窠臼;注重从中国的实证经验出发;中外比较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华人华裔学者的研究相对较为理性。     

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学术综述

在“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众多国内研究英国史的专家学者围绕“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主题展开了研讨,分别从英帝国与外交政策、英国政党与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展示了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魏宏运先生访谈录

魏宏运教授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知名专家,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投身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主持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料的收集整理,率先与国外学者合作进行口述史调查研究,改进、拓宽民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领域,培养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卓越的成就。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重大成就

20世纪 5 0年代 ,经过中国史学会精心组织 ,由一批第一流学者分别担任主编 ,1 0年之中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 0种 ,62册 ,共计 3 0 0 0余万字。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对近代史资料的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整理 ,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和最有价值的史料 ,成就巨大 ,影响深远 ,因而堪称是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     

Forty Years of Ming and Qing Research Following China’s Opening Up and Economic Reform

Increasingly, Chinese history is becoming a more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academic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light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whereby historical narrative has been able to go beyond more traditional standards of periodization, allowing, for example, Ming and Qing-era historical research to grow and develop qualitatively as well as quantitatively. In this sense, the field has greatly benefitted from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which followed in wake of the reform. However in a broader sense, this developmen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academic exchange. Communications amo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Ming and Qing history, as well a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has normalize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reforms. This has not only led to a considerable influx of “overseas” historical research to China’s mainland, but has also allowed for a larger-scale access to and ci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by these overseas scholar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from this, established much closer academic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This tremendous progress made within the field Ming and Qing-era histor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was established upo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ssiduous efforts as well as their increasingly frequent exchanges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acade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