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国早期史

2006年秋天,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美国早期史知名学者阿伦·库利科夫,着手筹备在中国召开一次美国早期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与我商量邀请中国学者的事,希望我提供一个名单.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中国从事早期史研究的人相当少,如果要吸收一定数量的中国学者参加会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延展早期史的时间下限,二是对研究生敞开大门.当会议正式召开时,中方与会者多达40余人,其主力确实是研究生,此外还包括不少研究19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学者,而真正专攻早期史的学者则为数寥寥.     

尼克拉·弗登谈英国农业史研究的新趋势

<正>2009年5月7—8日,英国农业史专家、苏塞克斯大学尼古拉.弗登(Nicola Verdon)博士应邀来到南京大学,为世界史专业师生作了专题讲座。作为"新农业史"领域内的新锐学者,弗登的博士论文《19世纪英国的农村女工:性     

西方史学史的诞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史学史萌芽于人们对史学著作加以评论的想法。随着19世纪以来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学者们对历史撰述传统及其丰富遗产的整理与评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学科。之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史学史研究迅猛发展,流派各异,著作繁多,体载多样,历经初始阶段、学科史学史阶段,终至现今的全球史学史阶段。中国史学史在"西学东渐"中于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愈加精细,观点不断深入,著作层出不穷,相关丛书、期刊也颇有建树,总体发展十分迅速。     

苏联与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这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世纪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两国存在共同的边界所具有的意义密切相关。1917年以前,俄国已经为研究邻国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宗教使团的代表和俄罗斯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就开始积极地研究中国历史。受20世纪20～40年代苏维埃俄国援助中国革命力量的影响,人们对新中国及其历史的兴趣不断增长。 可以把苏联和俄罗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过程分成几个阶段。     

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

长期以来,由于根深蒂固的静止世界观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消极影响,再加上人类对自然的生态价值缺乏认识,自然长期被历史学家所忽视。自19世纪后半期,一些美国学者尝试将自然纳入历史的写作范畴。经过长时间摸索,这一努力日臻成熟,集中表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环境史。环境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思路和新视角,它还可以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理论问题重新做出解释。     

特奥多尔·蒙森与罗马史研究

蒙森是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罗马史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以其《罗马史》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由于他的《罗马史》第四卷的缺失而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大遗憾。上世纪末,他的《罗马皇帝史》讲稿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罗马皇帝史》讲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罗马史》第四卷留下的空白,而且揭示了蒙森没有完成《罗马史》第四卷的真实原因。     

罗马平民问题的由来及研究概况

罗马平民问题研究是古罗马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外,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着罗马平民的起源、平民与贵族的本质区别及等级冲突的实质等问题展开。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仍有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弄清罗马平民问题,对于深入研究阶级、文明和国家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地图史研究:收藏兴趣、后现代转向、多样化

地图史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快就发生了转向。其中,哈利(John Brain Harley)、大卫·特布尔(David Turnbull)、克里斯蒂安·雅克布(Christian Jacob)是地图史研究转向中展开系统理论阐述的代表性学者。尤其是哈利成就卓著,他关于地图史的理论阐述被称之为地图史哲学,而以他为核心的学者群为地图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他们对地图史研究理论的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了对地图的重新定义,地图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地图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在理论发展的推动下,地图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蓬勃发展。首先,传统的实证主义专题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吸收新的思路与方法,不断深化;其次地图史不再只是地图史本身:地图史同时也呈现历史,而地图更被用来构建历史。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从权力、资本、知识关联性角度,讨论地图史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创造过程。第四,地图装饰和女性主义等其他地图史专题研究,同样引人注目。     

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亚及有关该时期历史的穆斯林文献

在我国中亚史研究领域中，伊斯兰时期的中亚史是个薄弱环节，而１６世纪～１９世纪的中亚史更是薄弱中的薄弱，这主要是因为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文献几乎都是用当地穆斯林的语言文字写成的、而我们大多数学者对此却很陌生。本文概述了１６世纪～１９世纪中亚的历史，介绍了约５０部有关的穆斯林文献。这里所说的穆斯林文献，包括用波斯文和察合台突厥文写成的著作，文献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传记及文书档案。     

西方英语学界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其问题

海洋环境史是20世纪晚期兴起的史学新领域，它关注的是历史上人类与海洋环境的互动和相互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渔业资源衰退和海洋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学者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发轫于西方的海洋环境史在发展初期主要关注海洋渔业资源的多寡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域扩展到历史上人类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海洋环境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自然科学发展和史学新潮流的影响。海洋环境史研究不但拓展了环境史的研究范畴，挑战了传统环境史研究中陆地本位的历史观，而且证明了历史学者跨越学科界限与自然科学学者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环境史的书写提供了前沿范式。由于发展时间较短，西方海洋环境史研究在内容、方法、理论等方面遭遇一定的困境。     

从公元七至十六世纪扶壁栱形制演变看中日建筑渊源

自19世纪末关野贞、伊东忠太等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亚美术史以来,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探索下,日本古代建筑直接或间接受中国古代建筑影响而发展演变的观点,已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共识,通过对比研究中、日古代建筑扶壁棋形制的流变,可以揭示不同时期中、日古代建筑的具体渊源关系,以微观窥全局之一斑,补证既往。     

HOW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CLASSICISTS WROTE THE JEWS OUT OF ANCIENT HISTORY

This essay considers why Jewish antiquity largely fell outside the purview of ancient historians in the Germanies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between 1820 and 1880, and examines the nature of those portraits that did, in fact, arise. To do so, it interrogates discussions of Jewish antiquity in this half‐centur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ose political and national values that were consolidating across the German states. Ultimately, the article claims that ancient Jewish history did not provide a compelling model for the dominant (Protestant) German scholars of the age, which then prompted the decline of antique Judaism as a field of interest. Thi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litical and national dimensions of ancient history both supplements previous lines of inquiry and complicates accounts that assign too much explanatory power to a regnant anti‐Judaism or anti‐Semitism in the period and place. First, the analysis considers why so little attention was granted to Jewish history by ancient historians in the first place, as opposed to its relative prominence before ca. 1820. Second, the essay examines representations of ancient Judaism as fashioned by those historians who did consider the subject in this period. Surveying works composed not only for the upper echelons of scholarship but also for adolescents, women, and the laity, it scrutinizes a series of arguments advanced and assumptions embedded in universal histories, histor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textbooks of history, and histories dedicated to either Greece or Rome. Finally, the article asserts the Jewish past did not conform to the values of cultural ascendancy, political autonomy,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ligious liberty increasingly hallowed across the German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and inscribed into the very enterprise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other. The perceived national and political failures of ancient Jews—alongside the ethnic or religious ones discerned by others—thus made antique Judaism an unattractive object of study in this period.     

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龚自珍、魏源预见到"乱将不远",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其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构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观;至19世纪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结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传播了西方近代进化论,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

从19世纪中期开始, 华侨问题就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学者的注意。俄罗斯华侨见证并参与了远东地区的开发和十月革命, 而后又经历了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无数华侨为苏维埃政权的诞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与此同时, 复杂多变的俄(苏) 中两国关系以及远东地区政治和军事局势对俄罗斯华侨的命运产生了种种不利影响。本文分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以及苏联时期三个时期, 对19 世纪中期至20 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华侨历史进行考察,以加强两国学者对俄罗斯华侨问题的了解和交流。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

后现代主义是 2 0世纪 7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近些年来 ,我国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介绍颇多 ,但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论著则较少。本文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疏理 ,尤其是就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挑战作了认真的探析 ,认为后现代史学的核心是力图动摇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 ,颠覆西方自启蒙以来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     

《燕行录》资料反映的16-19世纪东北南部地区冬半年气温变化

朝鲜古汉籍《燕行录》,是历史上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见闻记录,保留有很多历史气候资料,十分宝贵。本文收集了19种《燕行录》中记载的16-19世纪东北南部地区河流封冻情况,并利用中国其它文献为补充,使用现代河流封冻资料为对照,逐年考订了当时河流封冻与现代河流封冻的距平情况,并得出封冻期的50年平均距平值。由于冬半年气温变化是影响河流冰情的关键因素,河流封冻情况的变化可很好地反映该区域冬半年温度变化情况。分析发现,在1500-1900年间,存在3个较冷的时期,其中16世纪上半期是400年中最冷的时期;存在2个较暖的时期,分别为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下半叶。而和20世纪的温度变化衔接分析,则500年间区域气温基本是上升的趋势。同时和中国其它区域以及欧洲的小冰期温度变化序列比较,在大的趋势变化和波动方面有一致性,但在时间上并不完全一致。表明区域间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古典历史的基础: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

由于古代史料的性质和近代早期历史写作目的的影响,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的西方,古代史基本为政治和军事史以及大人物所统治,社会经济与普通人遭到忽视。21世纪的古代史写作,大多将政治史排挤到相对次要的地位,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成为主要内容,其笔下的古代世界,着重古希腊罗马公民的社会生活以及影响公民生活的诸种政治和经济因素。古代史主题变换与研究转型,既与学者们对史料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有内在联系,也与西方史学注重公民活动的传统相关。世界古代史研究仍需在掌握语言工具的基础上,更多地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实现从理论、方法到内容的转型,深入古代社会的历史。     

‘High Politics’ and its Intellectual Contexts*

Recent interest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high politics’ has centred mainly on historians writing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bove all Maurice Cowling.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modified agendas pursued b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cholars. This essay explores some pioneering attempts to make sense of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19th‐century British ‘high politics’ and its ‘intellectual’ contexts, focusing on a cluster of seminal 1980s studies by the historians Michael Bentley, Richard Brent, Boyd Hilton, and Jonathan Parry. Together, these works demanded a fundamental rethinking of how Victorian politics operated.     

论古史重构

近年大量宝贵简帛材料的面世,为古史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建构与重构,是古代中国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疑古思潮所疑所辨的重点所在。可以预见,新世纪学术的重大发展之一应当就是科学考古对于古史重构的推动。这方面的科学考古既包括田野考古,也包括对于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甚至还包括精神考古。     

欧阳修校勘学述论

作为著名文献学家的欧阳修 ,曾长期任职馆阁 ,对校勘者提出了见多识广、吃苦耐劳、博采精择、久任专一的条件和要求 ,见解精辟 ;校勘中信守“慎改”原则 ,采取阙疑、存异作法 ,为后世树立楷模 ;探索“文物校勘法” ,集录金石铭刻对传世古籍进行校勘 ,成果显著 ;校勘遍及四部 ,质量精审。欧阳修在校勘学史上应当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