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批评“欧洲中心论”——以《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为例

雷海宗先生1928年对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的书评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明确批评"欧洲中心论"的作品。雷海宗先生深刻地批判了该书"欧洲中心论"的重大理论缺陷,指出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问题,而且该书还通过随意选材、牵强附会、掩抹史实等手段贬低其他文明凸显欧洲文明。雷海宗严厉批判了"欧洲特殊论"、"欧洲至上论"、"欧洲模式普世论"、"欧洲主导论"等多种"欧洲中心论"的错误观念。     

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

二战后出现了众多的世界史编撰体系。由于对世界历史的较成熟的认知体系还未产生,这些世界史著述在开创之初都面临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批评欧洲中心论,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史,可是仍未获得显著成绩。因为我们的世界史体系是由西方学者建立的,是根据欧洲经验得出的,其中有客观的一面,也有欧洲中心论的一面。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是学习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     

试析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史观

本文在简单陈述“西方中心论”的渊源与流变基础上 ,试图分析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史观 ,探讨其史学研究和史学思想的全球视野与全球历史观的内涵和特点。特别指出 ,他的全球历史观无力避免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 ,其欧洲中心主义情结是一种显在的和隐蔽的西方中心论结合形态     

对现代性的否定与自我否定－－读贡德·费兰克的《白银资本》

《白银资本》是一部对现代性的彻底的反叛之作 ,它力图以泛化的世界体系来对抗欧洲中心论 ,否定现代性 ,但这一激进的理论设想并未能实现 ,而是在世界体系的框架、中国中心论 ,以及世界体系中心的转移等三个基本问题上 ,都暴露出理论的贫乏 ,最终走向了理论的自我否定     

周谷城“反欧洲中心论”史学思想述论

作为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周谷城在长期从事世界史的研究与教学中,深谙欧洲中心论的荒诞与危害,并率先对其展开全面有力地批判。他认为"欧洲中心论"不仅背离事实而且富有扩张性,只有批判并摒弃"欧洲中心论"才能维护世界历史的客观性和完整性。本文拟从"历史完形"的角度出发,全面梳理周谷城"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脉络,从而剖析其对史学健康发展的引导意义。     

巴勒克拉夫对欧洲历史的解读

20世纪中叶,通过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在自身对欧洲中世纪史的深入研究和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巴勒克拉夫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和认识。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向欧洲中心论挑战

日籍华裔学者谢世辉教授的专著《世界历史的变革》,已由蒋立峰译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主要论述了当代国内外世界史研究者关注的欧洲中心史观问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欧美占据世界中心地位的时间至多不过200余年,但近现代的世界史著作大多以欧洲中心史观为指导来编写。作者认为,这是现在的世界史研究落后于时代的致命缺陷之一,是在“歪曲世界史”。“向欧洲中心论挑战”是《世     

民国以来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

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问题的讨论,至今已历时八十余年,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至今。这四个阶段中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都有着各自所处时代的鲜明特点。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并非孤立的学术问题,它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与不同时期世界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不同时期各自的史学理念,以及不同时期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等都直接相关。     

再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批判"欧洲中心论",强调了亚洲(尤其是东亚的中国)在世界近代早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对《白银资本》进行重新思考,对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浅显地表达个人的不同意见。     

比较研究中的陷阱--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地事业》

近年来的西方中国学研究纷纷致力于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国中心论等视角来瓦解从前居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视角,目前又流行互动比较的视角,而且偏爱比较晚明前清与同时期欧洲的关系,但比较中总是忽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美国学者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一书所作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即存在这种不足,并且这种状况在西方学者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     

反思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

目前西方学界的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既包含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它笼罩下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主要表现出三种偏好:即偏好于主权国家、偏好于体系、偏好于条约。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为破除"欧洲中心论"所付出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在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关系史叙事实践的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影响与作用;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注意国际体系内部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服在资料上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     

“图腾制”──一个过时的概念

西方的人类学者和比较宗教学者已经很长时间不再使用诸如“万物有灵论”如“图腾制”这样的术语了。这些术语是从把所有非基督教、非欧洲文化认定为下等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学术思想衍生出来的。持有这种学术思想的学者还做出了与现代文化人类学论据不相符的荒谬的判断。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使用“图腾制”术语的简短历史。这只是一个概要,至于此概念在中国的详细沿革,应由容易获取资料的中国学者来写。“图腾”（totem）这个词是阿尼史纳伯人（Anlshnabe）“doaem”一词的拉丁化变体。（“Anishnabe”是操阿尔表琴语文化的印第安人自己使用…     

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正一、蒙古帝国的解体与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关于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一般认为始于"大航海时代"或英国工业革命而开启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向全球扩展,并逐渐实现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二战"之后,一方面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鉴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兴起,在整个国际学术界,都开始越来越注重欧洲以外地区与文明在世界近代史道路中的地位。作为这一学术潮流的重要成果,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     

关于中国安阳殷墟墓葬人种的推测

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人类头盖骨显示,早在殷商时期,即存在中原人与中亚人及欧洲人的往来.欧洲人和中亚人的到来被有的学者认为参与了中国政体的形成过程.     

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论

本文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即跨文化互动研究的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跨文化互动研究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包容性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西方对自身的界定更加明确,对自身历史的阐述与认同更加清晰;同时也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各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判断。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总结了各种历史现象,但却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方法论上并未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

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有许多研究中国的机构 ,无论是专家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 ,美国都占据主导地位。但在 2 0世纪 60年代 ,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由于受到学科领域其他同事的影响 ,过多地关注了中国的特殊性 ,而忽视了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到 70年代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 ,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科院系对中国的研究。西方中国研究的学者可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 ,第二代是西方研究高层政治的高潮阶段 ,第三代开始关注改革阶段     

在世界历史视野中重塑国际关系研究模式——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将签订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视为欧洲国际体系的开端。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一种时间坐标对国际关系研究影响可谓深远,以至于形成了该领域研究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虽然该模式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它使得多数国际关系理论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隘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另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国际关系学对1500年前的世界的整体考察,而且它还严…     

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从“弱国家的神话”到“社会中的国家”:美国早期国家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政治发展学派的兴起,美国学者开始摒弃充斥着意识形态迷思的"弱"国家叙事,转而试图将国家"找回"。这种以"国家中心论"来取代"社会中心论"的努力虽然为美国早期的国家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但由于未能摆脱欧洲大陆韦伯国家观的影响,未能超越既有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视角,最终也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美国国家叙事。近年来,在批判性继承"回归学派"理论贡献的基础上,美国新一代研究者试图以"社会中的国家"为核心概念建构符合美国发展道路的国家理论。重审当下美国国家研究的这一最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国家建构路径的多元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国家与民主的耦合性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