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全球环境史探讨生态环境因素在洲际、甚至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有密切关系,是全球史和环境史两个领域相互融合的结果,它还受到近年来兴起的“大历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推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史研究在克罗斯比和约翰·麦克尼尔等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明显进展.全球环境史有助于从整体上揭示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有助于克服西欧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与此同时,全球环境史的发展又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的互鉴及超越

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的亲缘关系从一开始就深刻烙印在这两个学科身上。美国早期历史学一直以政治研究为中心,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一起合作进行历史政治学研究。但是,随着学科科学化和职业化的发展,历史学和政治学逐渐分离开来。二者的再次合作归功于二战后社会科学方法在两个学科内的大范围运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历史学中叙事的复兴,政治学内部也陷于琐碎的政治片段并走向后行为主义,政治史与政治学再次分道扬镳。尽管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历史学广泛借用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政治学也发现自身学科的发展绝不能缺乏历史学的帮助,因此,两个学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再次尝试互相联合,政治学出现了历史制度主义和美国政治发展研究等领域,力图重新找回历史;历史学中的政策史等研究方向也广泛借鉴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两个学科的互动关联,是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史以至整个美国史学发展的关键线索。追溯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互动分合的整个过程,也可以展望美国政治史的发展方向。     

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的兴起与发展

进入21世纪,在国际环境政治和历史学新潮流的影响下,美国外交史学者将环境维度引入研究中,开辟了美国外交史学的环境路径.环境路径不仅探讨了环境外交与国际环境合作等新题材,扩大了外交史的研究领域,而且提供了审视外交史经典问题的新视角,完善了传统研究的解释框架.此外,环境路径促进了外交史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的融合,淡化了学科界限,提升了外交史学的影响力.然而,目前环境路径的发展尚不充分,研究领域还存在诸多空白,对于不同时段的研究也不平衡,学者对材料的选取还存在偏狭之处.今后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的发展应着力于发掘新材料,扩展研究题材和方法,深入分析环境因素与国际冲突的产生和解决、外交议题的创制和变化、国际格局的变迁、国际体系的演变等外交问题之间的关系.     

近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动向——以《环境史》期刊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2000～2010年《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所刊论文和书评为基础,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对近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动向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但继续拓宽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围,而且还对过去的研究主题进行重新思考.与此同时,不断地涌现着新的环境史研究热点,如海洋环境史、环境正义、少数族群等.此外,综合环境史的研究也逐渐引起环境史研究者的关注.     

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近五十年来的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深受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倡导的“君主独裁政治”论的重大影响。在此引导下,日本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不断发展,有关政治的大致框架得到了澄清,但在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仍有改进的必要。今后需要引进微观政治学、宏观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扩大研究领域,跨出制度史研究的框架,并努力发掘新资料和扩大对以往资料的多方面利用,从而推进“谁?何时?什么?怎样搞?”这种政治结构的研究。     

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

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已走过百年,既取得辉煌成绩,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在新的研究条件下重新出发,除了借鉴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日常统治史等政治史研究经典理路之外,也需要充分发挥清史研究的特点,引入结构思维,建立一套平衡“混沌”与“秩序”的复杂史学解释系统,数字人文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清代职官信息全样本数据建设基础上,学界有望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对清代官僚结构、空间差异、流动性与政治网络等问题开展新的分析,实现数字人文与传统史学方法的有效结合,但这一过程也同样深具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就研究范围而言,研究的主要问题都属于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的范畴,荒野研究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鲜明的特色,而城市及人工环境则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从价值取向上说,环境史研究具有显著的环境保护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诉求。环境保护主义既使环境史受益,使环境史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意识,同时,它也限制了环境史的未来发展。最后,环境史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时空特点:就时间而言,它研究的主要是近现代;就空间而言,美国环境史优先研究的地域首先是西部,其次是东北部,最后是南部。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

如何在论著数量剧增的同时,提高研究的水平,已成为近年来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延请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五位学者,就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这一议题,各抒己见,以飨读者。所谓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其要义无非在于推动学术的创新。各位学者或就宋辽金史研究在整体上如何调整视角,摆脱困厄,拓展新议题,抒发己见;或就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现状献疑直言,以求推陈出新。     

清史研究与政治

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有限度的学术研究;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走向伪科学。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     

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一、复杂的研究对象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     

加州学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

加州学派是脱胎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传统阵地、以研究中国经济史为主的新兴学派。他们重视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视角探索和创新,并对“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提出了学术挑战。     

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以及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环境史是在战后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 ,是意识变革的产物 ;现代生态学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研究热点述评（续）

本文是《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研究热点述评》① 的续篇。三大研究热点分别是 :以社会生活为焦点的文化史研究 ,以人神对话为线索的思想史研究和以风格为主题的文学艺术研究。本文在评述学术界对家族史、新柏拉图主义、和谐与冲创的文学艺术创作风格等的研究动态时 ,也表达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基本想法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王鍾翰师《清史余考》读后

2001年2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鍾翰的新著<清史余考>,这也是鍾翰师的第四部论文结集.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与美国不同,它是英国深厚的环境研究基础和英帝国多元学术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在英国的环境史研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的特点:农业生态史与城市环境史研究并重;强烈的南方环境史研究取向;优秀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另外,对西蒙斯教授和娃岑博士的访谈也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英美环境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打破美国在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     

Environmental History versus History of Science

Moran, Emilio F., ed. The Ecosystem Concept in Anthrop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xiv + 320 pp. including index. $28.50 cloth.     

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

人及其活动依然是环境史研究的主题,不过,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认识,不是排斥或远离自然而是融入或回归自然而产生的。环境史的创见主要在于更新了认识人及其活动的视角,因而突破了“人类惟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环境史不仅不反人类,相反,它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既关注抽象的人类,也关注具体的人群和个人,还关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环境史作为解读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其研究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行为,有助于人们反思“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为什么生活?”,以便挖掘人存在的丰富意义,从而使史学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