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清末科举制的革废与文人地位的变化试析

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管理选拔考试制度。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使士大夫阶级被颠覆,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随之解体。士大夫没有了,读书人依然存在,但没有科举制的牵引他们与为官为绅失去了必然的联系,被逐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也找不到相应的社会定位。随科举制革废带来的国家体制内读书人(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来信

当耻感不复存在学术造假,学历造假,竟然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不免为之侧目。自思:当最起码的耻感都不复存在,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读书人原本是社会良心最后一道闸门,历史上对读书人总会有风骨、     

“绵下文丛”二种:《介山记》与《剑虹斋集》

正喜好书,读好书,向来是我眼中衡量一个真正读书人的标尺。每遇到好书,就像久逢知己一般,欣喜、激动之余总是有囊入怀中的冲动,此种占有欲实为读书人的内在性情使然。其实,读书不只是用来获得新知识,更在于阅读中借由语言所生发的共鸣、感悟与思考,也由此才可能将其内化为读书人的一种能量和素养。此心智,于人于己及所从出的时代,都是难得的。     

现代中国的“都市眼光”：20世纪早期城乡关系的认知与想象

“都市眼光”是现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自晚清开始,在整个社会生产结构发生转变之前,尚未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都市”已经集中了时人对於物质文明与政治生活的诸多希望。不仅读书人聚集并认同於此,国家的目标也转移到了都市。与之相应的则是“乡村”逐渐转变为“农村”,更成为负面的象徵。到20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破产”之说盛行,鲜明地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的不同步。城与乡成为对立的文化范畴,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种充满想象又富於构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表述,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来信

视大人而藐之任何一本描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都不能忽略梁漱溟其人其事。他几乎是那一个时代读书人性格的缩影,我说的并不是那些见风使舵、谄媚求欢、忍辱偷生,或明哲保身的那些人,而是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的那一群人。这些读书人,总会在历史展拐点上挺身而出,并有各自精彩的表现。犹如梁     

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

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及读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以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是本文的中心论旨。一方面试图说明报刊经历晚清的发展到民国时期有什么新的变化,但这里所说的变化,主要不是指量的变化,而是指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这样的研究以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有怎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尤其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与报刊的关联,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的新的特性。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民初读书人也不例外。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或者可以更好说明民初的思想环境对读书人的塑造,也有助于对民初"思想界"更好的把握。     

范钦与江南第一阁

提起天一阁,它或许不如岳阳楼那样闻名于世,亦不如黄鹤楼那样声蜚海内,然而曾经几乎所有中国的读书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不惟如此,它也几乎是几百年来所有读书人心中久久萦绕的一个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愧于“江南第一阁”的美誉。然而天一阁长久只是深藏宁波月湖之畔的一个私家藏书的两层小楼,它对于外人甚至对于本来不该隔膜的读书人来说仍然是神秘的。也许正是这种拒绝与世所知的含蓄才使它岿然存在了四百余年,其间虽也遭遇书籍被劫窃的罹难,然而却没有经历其他藏书楼阁毁书亡的悲剧。     

《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全两册)

正本书作者十多年来一直关注清季民国时期"思想界"的研究,这部专著是其多年思考的一个总结。该书将"思想界"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以此审视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关注出版媒介尤其是报章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以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依托于新型出版媒介所确立的新角色。"思想界"的要素既包含作为载体之"媒介",也包含与之发生关联的"读书人",所涉及的面向极为     

读书

<正>读书人的世界是丰富的,因为书里面的世界是丰富的。读书需用心。写书的人,不管他是讲述一个故事,阐述一个道理,还是表达一种情绪,都有其独到的心思。不用心去读,是领悟不到的。况且,每个作者都因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总会有些疏漏或缺憾,不用心读,也无法感受。     

(讀)書

读书人的世界是丰富的,因为书里面的世界是丰富的. 读书需用心.写书的人,不管他是讲述一个故事.阐述一个道理,还是表达一种情绪,都有典独到的心思.不用心去读,是领悟不到的.况且,每个作者都因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总会有些疏漏或缺憾,不用心读,也无法感受.     

介乎国体安危与华夷之辨之间——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态度辨析

本文以发生在万历末期南京和崇祯时期福建的两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为研究对象,将两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与同一时期士人反对天主教的文章进行横比,再以之与前後朝代官方反对民间宗教组织的政策和行为进行纵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服从於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当政府认为其不危害社会时,可以容忍,反之则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是否文化异端的考虑。因此,虽然晚明政府对一个团体之社会价值的认定有很大主观性和偏见,但也不能认为晚明中国政府习惯於排斥外来文化和宗教。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190 5年废除科举后 ,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 ,成为走出科举时代学人思虑的焦点。这集中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 3 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 ,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 ,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 ,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 ,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清代落第举人的另一条出路——大挑

近代以前,科举是读书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但科举取士,人数毕竟有限,大批的落榜考生找不到出路,“仕途淹滞”,心存不满,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社会问题。雍正时期,政府就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落榜生出路。     

郑思肖《心史》在日本

公元十三世纪後期,寓居江南姑苏城内一位中年读书人郑思肖,悲愤地在《泣秋赋》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蒙古族的元朝已经占领了苏杭一带,仓皇南逃的宋朝二王不久即覆亡了,但郑思肖仍痴盼着“南国正统”的复归。引入注目的是,在他独立寒秋,怅惘四顾时,还“东望蓬莱”。想像中的日本烽烟昏迷,是因为当时元朝有侵曰之擧。那麽,这篇赋当作於1281年秋。同时,他还写了《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数月前,他又写过《元贼谋取日本二绝》。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反战意识,後都收於《心史》一书中。     

略谈清代小说家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以《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为例

科举取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古板的＂八股取士＂逐渐丧失了其积极意义,沦为伤害读书人乃至全社会的毒瘤。《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之作者蒲松龄、吴敬梓都经历过科举,作家的痛苦经历使得他们能够痛定思痛,对读书人整体的精神世界做出真实的反映。     

究利病 通权变——《明经世文编》批注研究

晚明社会多为史家所关注,在于其政治上处于末世,而社会经济等仍在发展之中,而此则恰为社会转型之特徵。晚明松江府相对於全国其他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较为兴盛,然而面对着建州女真压境、军备目废、民生日困、民变屡兴的末世,松江士人对於整个社会也有着较多的思索。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聚集松江,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     

中国印刷术传入西方了吗？——学术动态一则

亚洲印刷技术向西方的传播,这是一个中国史学家时常提及的问题。而在西方,不仅印刷史专家对此有兴趣,汉学家也欲一探究竟。然而,前者为语言障碍所苦,后者却有技术障碍无法逾越。於是从整体情形来看,西方人对此不是保持审慎的缄默,就是流於一般性的议论。     

江西书院发展和书院文物保护利用初探

<正>一、江西书院发展概况和现状从最新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来看,中国书院产生于唐代,源出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据史料记载,民间书院早于官府书院。民间书院大约起源于隋末唐初,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一般来说,书斋是个人读书之处,不向社会开放,当书斋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场所时,书斋就演变为书院,不仅读书人可以进出,儒生、道士、和尚等也可出入其间。唐代有案可查的民间书院有40所。书院的另一个源头是官府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     

我叫"活着欢"(十二)

对于一个读书人,不能读书或没有书读便是个极大的痛苦。而“无产阶级化大革命”的到来,就把我们推人了这样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