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与汪精卫决裂真相

半个多世纪前,追随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大汉奸几乎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唯一的漏网之鱼是胡兰成。此人早年因文得宠,极受汪精卫的赏识,平步青云,从一个小小的报社主笔一跃而为汪伪政权的高官,号称汪氏的“文胆”,官至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春风得意时,他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可笑他不识事务,屡屡卷入官场倾轧,又喜欢议论时政唱反调,由此触怒汪逆,遭牢狱之灾,还险些丢掉性命。后来在日本主子的庇护下,     

潘柳黛结怨张爱玲

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曾是蜚声上海文坛的四大才女。潘柳黛是个心直口快、幽默、尖刻,能一针见血戳到某些人痛处的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胡兰成和张爱玲。矛盾发生在胡兰成的一篇文章上。那时张爱玲在上海崭露头角,胡兰成狂热地追求张爱玲,并挥笔写了一篇吹捧张爱玲的文章《论张爱玲》,把张爱玲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张爱玲身染“贵族血液”更是大肆吹嘘一番。潘柳黛与她们过去都是有交往的朋友,见胡兰成如此吹捧张爱玲:“那时我也心血来潮以戏谑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作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汪精卫与周佛海对骂

人们提到汉奸,很自然地会把汪精卫和周佛海联系到一起。他俩从1931年1月在香港会谈后,就十分亲密;不久又一起组织"低调俱乐部",又共同投敌成了大汉奸。这一对"宝贝"曾有一段"对骂",知者甚少,却很精彩,记下可作史海之一斑。 1925年底,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后,即联络了大学里30名     

华丽缘？华丽冤!——浮沤堂之小札记系列

胡兰成一生都是在卖:卖他那点货色,他那点庸才、浮才、歪才,以及那一点点的清才。先是在中下层社会卖,后来靠上汪伪政权,勉强挤进那动乱的时代里的不伦不类的上流社会。可怜肚子里那点墨水,捉襟见肘,心术不正,卖得那样可悲可鄙。胡兰成的散文近时被挖掘面世,尤其是《今生今世》     

国民党高等法院管理汉奸罪犯的奇情怪状

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集中关押汉奸被告的地方,地点在苏州司前街36(或39)号,离江苏高等法院不到半公里。 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间,看守所内羁押的汉奸罪犯不下四五百人,他们主要来自苏南地区26个县,几乎每县都有汉奸罪犯解来,一县之中有的多达十几人,少则五六人。在押的汉奸罪犯占犯人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     

周佛海的贪色人生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代理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从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成了"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抗战爆发后又当上汪伪阵营的第三号大汉奸。贪色是周佛海的一大人生特色,他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     

胡兰精神及其价值

正在刘胡兰短暂而绚丽的一生中,蕴含的精神内涵极为丰富。毛泽东把"伟大""光荣"的最高称谓,赋予一位普通党员、一位农村小姑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两个词完整准确地概括了刘胡兰的一生。邓小平用"敬题"这两个字,表达了他对刘胡兰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的崇敬和缅怀之情。胡兰精神形成的背景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支撑伟大的事业。胡兰精神是文水县     

郝鹏举投靠汪伪的结局

抗战后期,在徐海一带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此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遗臭万年"。曾前后就任汪伪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苏淮特别行政区保安司令的郝鹏与郝鹏举,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奸。前者是老牌汉奸,因年高体衰,办事不力,汪伪中央只得委派年富力强的新汉奸郝鹏举接替郝鹏(郝鹏生于1881年,年长郝鹏举22岁)。     

文化汉奸:林柏生与胡兰成

正中国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政务次长胡兰成等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危害和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政治汉奸、军事汉奸和经济汉奸。一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开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审判汉奸梅思平

正一汪伪汉奸梅思平(1896—1946),出生于浙江永嘉。中学时代在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梅思平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因为不满足现状,便想尽办法削尖脑袋进入官场。他先到南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做了几年教授,后加入国民党"CC"系,从此步入官场。     

吴越先生给本刊主编的信

尊敬的主编先生: 您好！ 我是《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一书的作者。贵刊上发的两篇文章,承友人复印寄我。关于汪精卫之死,实与池步洲无关,而是中文组所破译的密电,池先生及侍从室的同仁也知道此事。写在书中,因为与李直峰有关,本来是《花开不止一朵》中的一节,后来扩充成一章,文中原有“中文组破译”字样,出书前被编者抹去,并将“他们把大汉奸汪精卫送上天堂”改成了“是他把大汉奸……”于是本来与池先生无关的事情,竟也成了池先生的业绩了。此事池先生也很有意见,但是大陆出版界的情况,您也清楚,有些场合,作者要听编辑的,编辑又要听发行的。     

晚年最大爱好

华国锋同志家的会客厅中央,悬挂着一张条幅,"清静"二字大气、从容,这是他85岁时的作品。在与华国锋同志众多书画界好友接触过程中,记者了解到,书法是他晚年最大的爱好之一:他用毛笔给侄女写信、看《中国书法报》、在书房挥毫泼墨、以书法结交朋友……原本清静的退休生活,因为书法,生色不少。     

朱天文 写小说才是我的本职

朱天文,台湾作家,曾师从胡兰成学习中国文化,与侯孝贤合作多部电影28年后的一个夏日黄昏,夕阳下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点点,朱天文平静而清晰     

高树勋智除石友三

高树勋和石友三都是中国上世纪前半叶著名的军事人物,两人还都曾是著名爱国将军冯玉祥的爱将,并长期在一起共事。但两人的性格与志向却有天壤之别,并因此最终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高树勋平生的最得意之作,要算是智除汉奸、著名"倒戈将军"石友三了。     

“汉奸”考辩

<正>"汉奸"自产生以来就成为人们讥评詈骂的对象。民国时期,有人甚至认为"我们把世界上一切卑鄙、下贱、愚蠢、无耻、盗窃、奸邪都合并起来还不足代表他们(指汉奸)的罪恶。把字典上一切要不得的字都聚集起来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嘴脸"。     

20世纪80年代以来惩治汉奸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惩治汉奸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奸研究的三个视角:社会学功能主义、政治学民族主义以及伦理学道德论。功能主义视角认为,在民族战争中,通敌者从某种意义上成了战争挫折和人们推卸责任的"替罪羊",惩治他们有加强群体或民族内部团结的作用;民族主义视角认为,通敌者违背了某种原则,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清理,而且国家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惩罚的权利;道德论则从人性论的角度质疑不分青红皂白惩治叛徒和通敌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汉奸夫妻”的红色人生

在沂蒙山区有这样一对革命老人,妻子是位中共女地下党员,丈夫曾是汉奸队长。在她的策反下,丈夫弃暗投明,为八路军运送枪支弹药、营救被抓的中共党员,又率部起义……后来,由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对荣辱参半、命运多舛的患难夫妻,一顶“汉奸”帽子整整戴了30年。1979年平反后,老两口隐居存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们那些惊心动魂的传奇故事和走过的沧桑岁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关于京剧《九江口》及其他

50年前,中国京剧院排演了一出轰动京城舞台的剧目《九江口》,这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编排的。全剧以元顺帝被赶出中原逃往漠北后,各路义军首领之间展开的争权夺利之斗为背景,述雄据长江上游的汉王陈友谅派胡兰至姑苏约张士诚攻打金陵朱元璋,并迎张士诚子张仁与女儿结百年之好。胡兰途中被劫,归降朱元璋。军师刘伯温派大将华云龙假扮张仁,与胡兰共赴陈友谅处诈婚,被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