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杜鲁门外交的因素

哈里·杜鲁门是从1945年到1953年在任的美国第33届总统。杜鲁门当局的对外政策,奠定了战后数十年美国外交的基础。研究杜鲁门外交,对于了解整个战后时期的美国外交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诸种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杜鲁门外交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助于认识和评价杜鲁门八年任期内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     

1944年《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探析

1944年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该报告将石油利益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其主要内容是:在中东地区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将大西洋宪章的"机会均等"原则运用于战后美国对外石油资源的争夺中;提出了美国对外石油供应的"半球"石油政策,即"东半球"的石油主要由中东地区供应,"西半球"的石油由美洲地区供应。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目标是攫取和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保护美国国内的石油资源储备。考察《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过程,揭示美国战后对外石油政策的本质,有益于全面认识美国构建战后石油安全战略的全貌。     

书讯

《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金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的研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的政策行动上。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探讨的是国内政治的发展对于外交政     

“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中东石油战略的缘起

20世纪初美国已经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地位,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的初衷虽然主要是分割列强在华利益,但很快就发展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全方位指针,当然也包括其对外石油政策。为了打破英国对中东石油的垄断,美国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先是鼓励本国石油企业积极夺取海外石油,进而又确立了政府主导的"美国对外石油战略",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夺得了中东石油利益的主导权,为战后遏制苏联、控制欧洲经济命脉、统治世界奠定了基础。     

"实力与外交" ——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及美以关系的发展（1948-1958）

以色列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的。战后,美国通过插手巴勒斯坦事务,逐步从英国手中夺取处理该地区事务的主动权。在以色列建国伊始,美国给予这一新生国家巨大的帮助。但在战略上,美国并未将以色列视作特别重点考虑对象。在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以后,以色列开始受到特别关注,其在美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本文利用美国解密的档案材料及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著述,对以建国初期(1948至1958年)美国对以色列的策略及美以关系的发展进行梳理与分析,希望有助于深刻理解美以特殊战略关系的形成及美以关系发展的现状。     

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近年来,围绕对“冷战”起源的讨论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史学界对战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了不少专著和文章。台湾学术界对此也有专论。有的认为当时美国并无一个明确的对华政策;有的则说美国政府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 究竟应该如何来反映和评定这一段历史?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它对战后中国和远东形势有什么影响?本文拟通过对1947年底、1948年初发生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辩论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所以要分析这场辩论,是因为它几乎囊括了当时美国各派势力的政策思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面貌。     

一战后初期大英帝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衍变

一战末期伊拉克库尔德人向英国提出了自治诉求并被接受。一战结束后,英国政府便派遣爱德华·诺尔在南库尔德斯坦支持马哈茂德建立自治政府,推行间接统治。阿诺德·威尔逊主政巴格达后,寻求在南库尔德斯坦建立直接统治。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战后初期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经历了根本性的转折,除了与马哈茂德自身的政治野心以及权力欲的膨胀存在一定关联之外,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南库尔德斯坦极端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地位、高级专员公署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变化、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与英国的战略规划存在冲突等因素都加剧了英国政策调整的步伐。从本质上来说,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变化是其战时不成熟中东政策的延续,同时也是英国在印度西北曾经实施的部落政策在中东的再现与翻版,最终旨在服务于战后英国在中东的国家战略利益需求。     

论美国南亚政策(1947～1954)——基于对1954年美巴结盟的研究

印巴分治后,克什米尔冲突的爆发,美苏冷战不断向亚洲扩展,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及其实践,这些力量相互作用,对美国的南亚英联邦战略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将印巴两国都纳入西方集团因印度反对而未成之后,对印巴两国外交底线更清楚的认识、东亚形势的巨变、中东防御的需要等,使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巴基斯坦身上,杜鲁门政府准备积极介入南亚,但主要是国内的因素,美巴同盟关系最终还是由共和党政府完成。美巴结盟标志着美国在南亚次大陆实行的英联邦战略政策的结束和积极介入的平衡政策的开始,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印巴两国有所取舍。美国希望借此达到既遏制苏联集团又遏制印度建立中立主义集团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目标,但也为它以后的南亚政策实践埋下了隐患。     

杜勒斯与美国的琉球政策(1950-1951)

如何处理琉球群岛,是美国战后对日和约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1950年4月,杜勒斯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国务卿顾问,负责对日和约问题。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对此存在争论和分歧。杜勒斯因应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亚洲政策主要目标,与美国政府内部各方、美国各盟国、苏联、日本等折冲博弈,基本上界定了琉球政策的框架。为满足各方需求,杜勒斯创造了“剩余主权”这一全新概念,通过《旧金山和约》确保了在联合国托管的名义下,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进行排他性战略控制。同时,杜勒斯主导了《美日安保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形成,初步构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以琉球群岛军事基地为核心的防卫体系。     

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

在杜鲁门总统任内,随着冷战向亚洲扩展,美国逐步重视东南亚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东南亚政策从无到有,插手东南亚事务,加强东南亚地区的反共力量以应对新中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全面遏制中国,确立以制华为核心的东南亚政策,为冷战期间的美国东南亚战略奠定了基调。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台前幕后

正中东地区作为世界储油最丰富的地区,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石油能源主要的出口地区,控制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中东地区的矛盾复杂多变,首当其冲的阿以问题就难以解决,二战后,引发了五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在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由于军事力量的薄弱,在与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作战时,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以色列在战争后不断地扩大领土范围,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民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在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     

杜鲁门政府的民防政策探析

冷战的兴起和苏联的核威胁促使杜鲁门政府建立常设性国家民防体制.联邦民防局积极推动民防宣传和动员,通过东河计划寻找“科学依据”,实施包括“警戒美国”巡展和社区民防动员在内的一系列宣传和动员计划.杜鲁门政府的民防宣传和动员政策有所见效,但也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传播冷战意识形态的工具,折射出外部冷战环境对美国国内安全政策的深刻影响.     

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美两国都有在战后进行经济合作的构想,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但由于双方对经济合作的考虑各异,特别是由于两国矛盾的发展,罗斯福政府关于战后苏美经济合作的构想没能实现.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杜鲁门政府逐步把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同美国的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不仅没有满足苏联方面提出的货款要求,而且还关闭了美国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自由贸易的大门.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援助计划标志着战后初期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此后,两国矛盾进一步加剧."莫洛托夫计划"的实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建立揭开了东西方经济冷战的序幕.     

战后初期美国关于普遍军事训练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战后初期,围绕杜鲁门政府提出的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美国国内不同群体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这场全国性辩论触及战后美国国家目标、公民责任以及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间关系等诸多问题,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全民军事化和国家权力威胁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显现了杜鲁门政府在寻求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上所面临的困境。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的流产说明,即使在冷战初期国家安全观念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弥漫在美国社会的传统"自由"观念对国家权力的扩张仍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杜鲁门政府对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的宣传活动,构成了他们以"捍卫自由"话语为特征的冷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美国国内达成冷战共识奠定了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欧米加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诞生

艾森豪威尔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中东政策,旨在引导部分阿拉伯国家参与其全球遏制战略,共同抵御苏联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它构成了其后几十年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而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在欧米加计划不能有效处理中东问题的基础上诞生的,是对欧米加计划的公开阐明,这突出体现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连续性.     

史前文化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公元前四千年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按时间顺序大体可以分成通过中间人的贸易；双边直接贸易；大规模的团体贸易和埃及对巴勒斯坦地区实行的殖民活动等四个阶段。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联系。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殖民统治是其成为近东帝国的首要条件。然而在接下来的公元前三千年．埃及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南部的统治，于是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在埃及和青铜文化早期二期的巴勒斯坦之间建立了起来。这一新型关系就是较为平等的商业贸易关系：     

略论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1958-1967)

在纷繁芜杂的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美以特殊关系自形成以来,形塑和创造着中东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可以说,美以关系是研究美国中东政策的关键切入点,也是考察阿拉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冲突的重要线索。目前学术界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过程存在诸多争议,对其动因的研究乏善可陈,缺少一种清晰而全面的阐述。本文拟利用相关的美国外交文件等资料,对冷战前期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过程及其动因略作论析。     

艾奇逊、杜勒斯与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起源

通常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策略思想的倡导者。因为这一缘故,杜勒斯在巾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另一个与美国对华政策关系也十分密切的国务卿——杜鲁门政府的第二任国务唧——艾奇逊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实际上,后一个国务卿,即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才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政策思想的真正倡导者。而杜勒斯,不但不是美国对新巾国“和平演变”政策的倡导者,恰恰相反,其人并不特别推崇对新巾国奉行“和平演变”政策,更未将其贯彻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本文拟比较分析新巾国成立头10年艾奇逊与仕勒斯两位美国国务卿的对华政策思想及其活动,以说明这一结论。     

冷战初期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转变

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通过组建美洲政治军事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完成了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第一次转变,即由反法西斯的外部入侵向抵御共产主义的外部影响,同时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调——战略利益是防止共产主义在拉美扩大影响,经济利益是促进美国在拉美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拉美政策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不断下降,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对拉美政策的两次调整实现了第二次转变:战略目光由重点关注冷战前线地区演变为前线和后方兼顾,开始更多地关注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冷战形势;战略手法由强调军事援助,逐渐演变为突出经济援助和经济建设,以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