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孝文化简析

孝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但在西晋一朝,它所代表的意义远不止孝敬父母这么简单。根据《晋书》中的记载,可以隐隐感觉到,孝文化对当时士大夫进入仕途有深刻的影响。它在当时的选官制度和对政敌的互相攻击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甚至天子也要对它有所让步,因为它代表着天子从一个礼仪的方面对士大夫家族习惯的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切入点,它也成为玄学与名教之间不同的表现。从另一方面,孝文化体现了西晋时期,作为主体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西晋大都督考略

国家设置大都督,最早是在魏明帝太和四年。西晋禅代魏后,仍然设置大都督。但这时设置的大都督,一般说来,出于两种目的：一是西晋国家以征讨为目的而设置大都督;二是西晋国家为尊崇重臣而设置大都督。大都督的设置,在这时已失去独立性。它经常与“八公”、将军和都督诸州军事等重要职官一同授予重臣。尽管如此,大都督仍然起到统帅征讨军和加重重臣地位的作用。只是到西晋末年,由于皇权的衰徽,才使国家设置的大都督的这些作用明显削弱了。     

孝文化的现代性思考

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是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石,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石。由于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孝道的涵盖面已局囿于家庭与亲子之内,人们不再把它作无限制的推衍与延伸。伴随着孝道观念的缺失,必然出现家庭关系紧张、社会秩序混乱的不良局面。为此,在当今社会,弘扬传统的孝文化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时代价值。     

简析古代日本对曹魏西晋王朝的朝贡

两汉时期开始,古代日本通过朝贡,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曹魏西晋时期,封贡关系进一步密切,古代日本频繁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也首次派使者出使古代日本,这是以往两国发展史上没有的先例,开创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     

西晋诸侯分食制度考实

西晋诸侯的分食比例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九分食一、十分食一诸说。本文对西晋的五等诸侯与列侯这两个封爵体系作了探讨 ,并在作者自己对西晋课田、田租的认识之上 ,认为 :西晋的五等诸侯与列侯之间的禄奉礼秩不是通过封户的多寡 ,而是通过分食比例的高低来表示的 ;五等诸侯三分食一 ,列侯十分食一 ,《晋故事》佚文中所反映的正是这两种分食比例 ;九分食一是东晋的制度 ,而所谓的四分食一是不存在的。     

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

王国职官包括王国政务官与诸王事务官 ,本文重点讨论后者 ,力求厘清其职掌、人选及任职条件 ,同时结合相关制度与历史社会背景探讨其演变、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指出诸王事务官主要负责诸王教育、安全、国秩出入及内勤事务 ,或侍从诸王左右、谋议谏诤、充当幕僚 ,人选比较严格 ,地位和声望都很不错 ,其对西晋政治的影响在各个时期程度不同 ,西晋末期王国官干政对政治发展影响最为显著。     

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

本文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西晋前期朝中激烈“党争”产生的历史原因。司马氏上层统治集团因文化背景、历史联系的不同和现实利益的需要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礼法之士和玄学名士两大派。晋武帝司马炎则利用两派矛盾,扶弱抑强,使之互相抵消,以防出现专权重臣,重蹈汉魏王朝“禅让”覆辙。在司马炎政治平衡方针影响下,新礼法派与名士派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西晋前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而玄学名士派随士族社会的成熟,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

晋初宗室势力与皇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晋武帝时代先后在泰始、咸宁、太康年间三次分封、调整诸侯王,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晋武帝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权力结构的转化,并成功地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     

安徽南陵长山西晋纪年墓发掘报告

南陵长山三座砖室墓有明确纪年,铭砖所记墓主属中级军官,为了解西晋的社会状态提供的珍贵资料。     

孝感市孝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研究

孝感市作为我国唯一因“孝”命名的城市,拥有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枕温衾、孟宗哭竹生笋等孝文化故事,以及多个与孝文化相关的旅游景点。本文将阐述孝感市孝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现状,分析其旅游开发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能为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提供一些启发。     

西晋贾后干政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妇女社会地位较前代有所提高,女性精英不断涌现。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虽然貌丑而性妒,却是一位既有着极强权力欲,又具备杰出领导才干的女政治家。贾南风依托其家族的巨大能量,以政治联姻作为桥梁和纽带,利用晋武帝的决断失误,终被立为太子司马衷之妃。随着司马衷登基为惠帝,贾南风又被立为皇后。晋惠帝的懦弱无能直接推动贾后走上政治舞台,专权擅政,并一度对西晋政坛产生重大影响。     

孝: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

"孝"的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得以确立和体系化。两千多年来,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的共同构建了"孝"的道德网络和行为模式。以"孝"为中心,形成了一整套观念范畴,构成了"家——国"两个超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孝"的观念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西晋青瓷人骑狮子唾盂

1970年湖北省鄂城钢铁厂6302工地5号墓出土。高14．8、口径10．6、底径10．3厘米。喇叭口,圆唇,外口沿下有一道浅凹弦纹,短颈,肩部有二道凹弦纹,圆鼓腹略扁,肩腹交接处有二周凹弦纹,腹部相间堆贴三个飞凤纹和三个人骑狮子纹,喇叭状大圈足,足根平,有多个支烧痕,足根外     

三国西晋陵寝制度新论

三国西晋时期的陵寝制度呈现出诸多新动向,这些新动向远非过往学界所理解的"衰落"这么简单。曹魏、西晋陵寝制度大致沿着同一方向向前发展,墓祭、谒陵之风大为衰落,陵园建制简化的局面逐渐确立;同时,曹魏、西晋也在地下埋葬方面各自确立独具特色的等级标识。南方的孙吴政权在较多继承汉代传统的基础上,于下游上坊、采石二陵墓区内形成了较为明晰的等级秩序,却在中游的鄂州、武汉二陵墓区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僭越"。总体上,曹魏、西晋所确立的新动向,虽然被"永嘉之乱"中断,但还是对后来北方政权有一定影响。孙吴陵寝制度,则受限于自身政治军事环境,对当时统治区内部和后来的南方政权影响力均较为有限。     

孝文化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意义

孝文化是以"孝"为核心的文化现象,包括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的行为准则两大方面。孝文化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历史社会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发展到极致。近代以来,随着王朝的覆灭、家族的崩解,孝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直接造成当代社会的普遍道德危机。当下,可从诵读经典与加强孝道文化实践两大方面入手,实现孝文化的回归,这对于凝聚家庭、和谐社会、培育感恩意识与家国情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孝文化与农村精神文明的调查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主要靠家庭来承担。老人晚年生活好坏,质量高低,不仅与老人们所处的家庭的经济条件有关,更关键的在儿女的孝顺。传统的“孝”文化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其内容和要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逐步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特别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长期实施,农村养老方式应走向社会化。     

“孝”是否还属于现代道德

新、旧《辞海》关于“孝”的定义是有区别的,这恰好可以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北京密云西晋墓发掘简报

2011年5月-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密云县文物管理所配合密云县果园西路六号用地住宅项目的基本建设,对用地范围内考古勘探发现的两座西晋墓进行了发掘,其中一座保存完整,出土遗物丰富,为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的墓葬增添了新材料,也为同时期的墓葬断代提供了新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安徽淮南谢家集区北梨园村西晋墓发掘简报

2020年12月,淮南市博物馆在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北梨园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座西晋时期砖室墓。该墓保存基本完好,出土器物以陶明器和钱币为主,明器仓、灶、井、圈（厕）种类齐全;钱币数量多,时代跨度大。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可以判断该墓年代为西晋中期。该墓邻近寿县古城,为研究西晋时期淮南郡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