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民理性选择的变迁

农民是有理性的,而且农民的理性选择是嵌入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广大农民的理性选择也在变迁之中。从最初的"生存理性选择"转向"经济理性选择"乃至更高层次的"生态理性选择"。本文结合实际情况,探究其各阶段理性选择的历史原因,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推进最高层次"生态理性"的萌发和发展。     

对生态文明论阈几个核心概念的经济哲学探考

更多不一定更好,这是人类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对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理性反思。生态文明是人类对自身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生态理性、生态伦理与生态价值是生态文明范式的概念要件。本文以生态价值对经济价值的辩证否定为研究主线,逻辑与历史相自洽地考察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具体内涵,突显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作为理论概念的整体性、时空性与社会性特征,得出了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才能高扬生态理性、确立生态伦理、端正生态史观、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生态价值的结论。     

和谐文化建设呼唤公共道德理性

＂和谐＂既是反映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标志,也是一种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的理性支持,要通过思想道德的整合来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把和谐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融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之中,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具有公共道德理性的文化基础。     

理性的追求：抗战前浙江农民经营副业管窥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是＂安全第一＂。抗战前浙江农民以种粮为主业,收入有限而支出庞大,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平衡。显然副业已成为浙江农民生存的＂安全阀＂,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理性地配置副业资源来寻求最大收益,以保证安全的最大化。但随着三十年代以降影响市场景气指数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副业衰落,＂安全阀＂失效,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破产。     

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再思考

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生态不断地丰富和改变着＂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内涵,特别是国际关系思想的功利主义化和行政化进程,促使＂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内涵日益融入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之中。论文借用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从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命题的内涵进行了学理性的建构,分析了华侨华人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结构中的属性,强调了设计华侨华人战略对中国外交和中国崛起的价值和意义,同时针对华侨华人未来国际化民族取向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大多数华人不能也没有条件选择国际化,他们仍将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只能选择追求平等公民政治权利的多元社会生活。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及其辩证统一

经济理性是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以个人利益为核心运用的理性,其突出特征是个人性、自利性。道德理性是人从道德角度选择行为所凭依的理性,它是以人为目的,即以人的整体或人类的每一平等的个体为目的的实践。精神活动,其突出特征是社会性、公利性。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率通常是以一个满意位取代了最优。那么,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能否共生息呢?实际上,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是统一的：(1)道德理性贯穿于经济理性;(2)道德理性与经济理性是相容的;(3)道德理性为经济理性设定边界。     

论生态理性的生成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理性也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产生的.理性的运用使人类更善于利用自然,但是也逐渐造成了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危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离被自然压迫的历史越来越远,并在理性自我进化的本能推动下离生态理性越来越近.然而生态理性不是凭空拈来之物,必须在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基础上、在生态文化的熏陶中才能在...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浅析

大学校园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前后衔接、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既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它构成了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本文从大学校园文化的基本概念出发,浅析我国当代大学校园文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人文＂、＂理性＂、＂多元＂的建构主张。     

“十二五”时期青海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问题研究

面对全球绿色发展浪潮和新一轮经济转型的机遇和挑战,青海省如何在制定和落实＂十二五＂规划过程中加快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十二五＂时期青海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的新思路、新路径,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蚁族”居留意愿研究——来自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蚁族是否定居在一线城市是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本文使用课题组2016年12月北京蚁族的调研数据,对京蚁地理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参照理性选择理论分类标准,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维度出发,对影响蚁族居留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考量。研究发现,蚁族是否定居北京主要受性别、教育程度、居住状况、社会保障以及社会交往情况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理性相较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对蚁族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对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原因进行分析,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西北地区生态补偿成效评析——退耕还林的视角

西北地区是我国生态补偿的重点区域。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在西北地区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的＂三赢＂。这不仅使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建设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且对调整当地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落后观念、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西北地区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生态依然非常脆弱,生态补偿工作还有待加强。     

“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

本文从微观互动论视角和“理性人”假设出发,探讨华北土改运动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在土改运动中,乡村社会成员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其中,地主、富农选择余地较小,只能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博弈,以规避更坏的结果;而贫、雇农在运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方式体现出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农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而前者常占据上风,成为其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     

一个东北妇女的基督教选择——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近20年有学者尝试把理性选择用于宗教研究,引来众多学者的质疑。作者在乡村基督教的田野调查以及对理性选择理论修正的基础上,通过对A女士的社会环境的描写和论述,说明现代宗教同样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理性、细腻与博物馆之美——台湾博物馆的平民性意识

<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处在社会急速变化的过程之中,随着经济的增长,台湾受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加之理性、适度、合理的拨款投资规划,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呈现为公立博物馆增长有     

求利抑或谋生:国际视域下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论争

农民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国际学术难题。从中外学者的成果来看,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中国农民是理性小农,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此相应,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是上升的;第二种,中国农民主要是为了谋生和效用最大化,但也属合理的经济行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下降的趋势;第三种,中国农民行为具有谋生、谋利的双重或多重逻辑,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呈现为发展与不发展的复杂状态。今后应该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民进行个案研究,并突破已有的经济理性和生存伦理概念,提炼出适用性更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实用理性之弊

实用理性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它的生命力如此顽强,自然有其优越之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实用理性所存在的固有弊端,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依然很大。因此,我们更应清楚的认识实用理性的弊端,并不断将其完善,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     

论北宋政治思想的理性特点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儒家礼教为主要内容,具有感性大于理性、伦理说教大于科学分析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宋明理学主导时期尤为突出。但是在北宋时期,基于经济繁荣和政治软弱的矛盾、基于北宋中后期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政治思想界萌发了许多理性的进步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并指导了北宋时期的改革实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时期政治思想所展现的理性特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     

畲族历史迁徙与文化认同理性——以景宁鹤溪镇“六保”畲族村落汤夫人崇拜为例

在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六保＂畲族村,畲民通过选择、失忆、补充、建构等方式,对当地汉族的汤夫人信仰予以采借和再编码,进行自我文化认同重构和社区文化整合。显然,在畲族漫长的历史迁徙和不可避免的畲汉文化涵化中,作为弱势族群和＂迟到者＂的畲族,往往基于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整合目标,对汉文化积极地采借、理性地选择、有目的地删改和补充,重塑族群文化认同。正是这种开放、理性的文化认同意识,构成了畲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永恒的动力。     

第二轮志书应记述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萧山市志》记述农民思想观念变化的尝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农村的主人和主体,农民观念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大,农民的观念理应作为志书重点记述的内容之一。志书在记述农民观念变化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应记述积极向上的方面;展现一地农民群体的观念,突出一个＂新＂字;避免与民俗、习俗等编的重复;要以虚论实、以实证虚;要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鲜活材料。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及影响机制——以湖北省利川市为例

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从农民生活、生产环境、生态产品供给以及生态安全等人居环境核心领域出发,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对1998-2012年间利川市乡村人居环境做了评价,剖析了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要素空间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时序演变历经传统发展、过渡发展、生态化建设三个阶段,人居环境系统及影响因子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②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盆地、城镇集聚,城乡收入差距增大,河流流域生态环境改善,高山区生态脆弱性增强;③农户行为受政策调控作用由无序、扭曲化向规范化变迁,政策调控与农户行为互动作用促使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