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与时间

中国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礼制文明,中国古代的国家社会是一种等级分化十分复杂的政治社会。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是都城的出现,而形成的时间,则是夏朝之前的尧舜禹时代。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

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在诸多考古学文化竞相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王朝文明的首先形成,应和历史上记载的洪水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明在其形成的最后阶段,社会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族群矛盾的不可调和,究其原因,当和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即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关,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明这一显著特征,就不能从本质上揭示中国文明形成道路的独特性.     

苏秉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文化与文明>和<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等3篇论文,分别代表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过程.其目的是通过探索文明的起源来研究文献以前的历史.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宏观上描述了中原地区原始文化与辽西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交往,迸发文明"火花";并围绕陶寺文化的形成及对后来的影响,首次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三阶段的思想,为创建他的学说体系,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思想,奠定了基础.     

论早期都邑

都邑的出现,是王权创立的物化形式,是国家文明诞生的标志。研究没有发现文字的早期文明社会,对早期都邑的考察十分重要。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将早期都邑的出现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一关于“文明”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本文采纳夏鼐先生的定义,即“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1]笔者概括为国家文明。国家文明的诞生必然是王权的创立,都邑则是王权的物化形式的集中体现。关于“都邑”一词的含义,学术界有众多解说。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以为研究中国早期都…     

东土古国探索

古文献每称黄帝尧舜禹时有万国,五帝时代是个古国时代,这是我国历史的拂晓期。“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国家的诞生标志着文明史的开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实质上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宏观的分析讨论,为了阐明中国文明的形成,必须探索具体的古国。海岱地区是东夷部族的活动中心,商人称此为人方,周人则叫东土,在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上占有重要地位,探索该地区国家的诞生,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对东土古国作过探讨,但有关见解分散于各文,有的见解已有所更新…     

试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

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的新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各区域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目前至少有"陶寺模式""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等。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是指推动国家起源、形成及发展这一演进过程的根本原因,即文明化的动因。对中国早期而言,也是探索其文明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或者动力机制。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战争)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原动力,是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准,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城市、青铜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技术发展史上的几条因素。国家的产生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对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     

国家和王权研究的理论建树——读王震中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正>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王权形成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核心的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等前辈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王震中先生《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就已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震中先生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①,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国家起源及发展的研究又做出     

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中的作用

进化论者摩尔根最早提出来“文明”一词,他认为文明社会与蒙昧、野蛮恰好是相反的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是文明进程的核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苏秉琦先生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西方的差异,从宏观提出了古文化——古城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各个领域均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今后需要做的工作,一是在理论方法上进一步系统化、本土化和体系化;二是要积极推进结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课题所进行的学术探索性考古发掘和研究。三是要全面整合已有考古资料,按照地区和文化类型,分区分系地整理和研究,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依照考古文化自身体现出的发展轨迹,多方位展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实际历程。四是要充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经验,加强已见成效的与其他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但长期以来却由于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没有正确认识而未能很好展开研究。我国各族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是自古如此,而是有一个过程、时间,有早有晚,方式也各不相同,而以各族和我国中央皇朝建立政治上的臣属依附关系作为加入之始。多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社会结构上必然是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按其本身发展规律而产生阶段性．形成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分期。     

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文明起源是世界性的大课题 ,长期以来备受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关注。从考古学研究角度剖析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代表了中国文明起源探索从初始至深入的全过程。礼制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但与世界文明比较 ,中国文明还有其更重要 ,更具内涵的特征 ,那就是血缘集团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夏商周时期建立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 ,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国家。这一特征不仅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界定的西方国家特征存在明显不同 ,而且也是维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绵不断的重要因素。关于原始社会末期夏部族崛起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论述颇多 ,笔者认为若按恩格斯“两种生产”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论断 ,夏部落崛起的根本原因当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 ,夏部族在两种生产中均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

从学术思想演变和理论创新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总结和评论将会推动研究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所使用的文明起源的"三要素"或"四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这样的文明观很难对文明社会的出现做出结构特征性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形成标志的讨论,有进展,亦有待深入;"酋邦"理论有建树亦有局限,需要通过学术创新把它整合在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在吸收酋邦理论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概述"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评介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和国家形成时间的两大观点——夏代说和夏代之前说;评论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诸种学说的得失;在对有关夏商西周三代国家结构的两种传统观点评论的基础上,阐述"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论;对先秦到秦汉之间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认为国家形态结构与民族类型存在对应关系。     

“限制理论”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

古代文明或国家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个转折点。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人类学家R.L.Carneiro提出的文明产生"限制理论"来探讨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过程和原因,以及中国文明形成个案对丰富这一重要理论的可能贡献。     

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分析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应从中国历史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式。不能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历史。必须区分文明的起源与文明的正式形成,并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要素。     

也谈“最早的中国”

"中国"一词的涵义主要有五种,各有其存在的基础。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条件。依据较为可信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判断,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王朝的都邑,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汉帝国以后,而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当为陶寺文化之邦国。二里头文明应为"最早的王国",可谓当时的"中国",但不应是"最早的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庙底沟时期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不应被视作是"最初的中国"。     

小农经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及特征——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三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农业社会文明。早期中国有东南的水稻和西北的粟黍两个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而且水稻农业不断传播、扩张与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不断。但是由于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带粟黍农业开发较早,开发程度相对较高,小农经济特色较为鲜明,很早就形成了较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聚落组织。因此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粟黍农业社会反而奠定了早期华夏文明的经济基础和凝聚核心,更多地影响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方式、演变路向与一些关键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多年的探讨,在这个研究领域虽然已经取得比较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文章中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首先,在理论研究方法要具有系统化、本土化、体系化的特点;其次,要注重促进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学术考古工作的有效结合。再次,注重采用考古资料的全面性特点,依据地区、文化不同分类标准,区别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资料的搜集,传世或者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按照中国古代文明考古文化本质属性所表现出的发展特点,多角度描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经久盛衰。最后,引用并应用先进学者或者专家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经验与方法,增强与其他古国文明的对比分析,积极组织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与探讨学术心得。     

中国早期文明与华夏民族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7年11月21日,由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主办,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早期文明与华夏民族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与华夏民族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华夏文明起源进程讨论中,王震中《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指出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与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同步,其最初出现与"多元     

英国19世纪早期手工艺运动的形成与传播

19世纪早期,英国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工业文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挽救和复兴传统文化,英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各个流派相继兴起,科尔、普金、罗斯金、莫里斯等代表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中叶以后,手工艺运动迅速传播到欧洲、美洲、亚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一场旨在矫正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方向并推进世界历史均衡向前发展的新文艺复兴运动。这一运动以寻求社会改良为目的,因此手工艺运动最终成为现代科技文明的组成部分。历史表明,只有在先进的社会制度与科技生产力的引领下,诸多民族的软文化才能推动世界历史走上和谐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