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的设置和敦煌城的修筑

敦煌郡的设置时间,《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是汉武帝后元年间(前89-88),《汉书·武帝纪》记载是元鼎六年(前111),二者自相矛盾;根据敦煌文献记载,元鼎六年在赵破奴的主持下修筑敦煌城,同时还修筑了敦煌郡的防御体系——塞城和土河,并修筑了敦煌郡水利灌溉体系,特别是马圈口堤堰,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敦煌郡初置时期的管辖范围.     

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与调配——以敦煌出土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自官方到民间都普遍使用钱币进行薪俸、酬劳结算及商品交易。通过悬泉汉简记载分析,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使用规模也非常庞大。为满足敦煌郡钱币需求,西汉政府往往利用国家力量从钱币铸造地区或钱币库存充裕地区调配大量钱币作为支持,表明西汉敦煌郡经济的发展对中央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敦煌郡在西汉经营西域中的战略定位——以敦煌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政府设置敦煌郡,与其经营西域及打击匈奴的战略关系密切。西汉设置敦煌郡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与隔绝羌胡通道,以此实现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敦煌郡设置后,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至少发挥着三种作用,即：物资存储与转运、驻军及将卒中转、迎送接待往来使者。敦煌郡仓库设施与水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又成为敦煌郡供给驻军、迎送接待等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而这些都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作为汉朝西陲重要战略基地的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略西域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敦煌出土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酒泉候官的设置

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经过研究得知: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前,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至太初四年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而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西汉安定郡泾阳县考

早在五六十万年以前,平凉地区已有人类繁衍生息,考古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先民遗迹遍布城乡.平凉是通往西域、北控五原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镇和“旱码头”,千百年来,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驼队、将士、学者、僧侣等络绎而过.平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留下数座军事或带有军事性质的古城遗址.泾阳古城就是汉代在平凉设置的最早带有政治军事性质的一座古城,本文对此进行了详尽考证.     

海南西汉珠崖郡罢郡历史研究

汉武帝取得平定南越的胜利后,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建立珠崖郡和儋耳郡,实现了汉代中央直接对海南的统治和治理,在海南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儋耳郡在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并入珠崖郡。但到西汉元始三年(公元前48年),汉元帝宣诏罢珠崖郡,至此珠崖郡短暂的历史结束。西汉王朝在统治和治理珠崖郡中付出一定的军事和经济代价,     

西汉武陵郡治地望考

西汉武陵郡治的地望 ,《汉书·地理志》标于索县。但清人阎若璩据《元和志》主张在义陵 ,清儒和近代学者多从之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沿袭标于义陵。本文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等考辨 ,西汉一代武陵郡治应在索县 ,只是新莽时期曾迁治义陵     

西汉合浦郡朱卢县新考——兼与李勃先生商榷

《汉书》记载朱崖、儋耳两郡的置废本甚清晰,但至迟从五代宋朝以来,一些典籍关于此事的记载却已模糊不清,甚至与事实多相抵牾。迄至明清时期,诸多方志递相沿用以往成说,层层相因,以致以讹传讹。近代以来,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本文从多个角度论证西汉合浦郡之朱卢县不在今海南岛上,其后东汉之朱崖县也不在海南岛上。此外,本文还针对《西汉合浦郡之朱卢县考》一文观点,在此与李勃先生商榷。     

汉敦煌郡渊泉县城新考

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前121）尽有河西之后,在河西四郡之一敦煌郡下分设冥安、渊泉、广至三县。今人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和历史典籍记载,对冥安、渊泉、广至三县古城址所在等作了考析,一致认为今四道沟古城址为汉渊泉县址。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旱湖脑古城即汉渊泉县城城址所在。     

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

本文通过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这一时期管理上的吐谷浑与吐蕃移民有关问题的探讨 ,这一时期吐谷浑与吐蕃移民中妇女的婚姻、主要经济活动及宗教信仰等状况 ,其目的是了解这些少数民族妇女在晚唐五代敦煌社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汉敦煌郡冥安县城再考

关于汉敦煌郡冥安县县城故址所在,笔者此前曾做过考证,认为其为今瓜州县桥子乡南8公里许的锁阳城遗址。近年来,经笔者实地考察,发现汉冥安县县城故址另有所在,并非唐锁阳城遗址。     

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西汉后期河务与清河郡行政变迁——兼论汉郡职能与郡都尉职掌之关系

居延汉简揭示了贝丘、厝、鄃等沿河诸县曾由魏郡划入清河郡的事实。此事实以及汉元帝改清河国为郡、贝丘成为清河都尉治所等现象,都与西汉后期治河形势变化引起的清河郡河务职能的强化有关。汉代部分内郡承担有国家赋予的专有职能。郡都尉虽以"将兵"为责,但并非总以军事为主要职任。郡都尉的职责,乃至治所,都与其所将之兵从事的主要活动、与国家赋予该郡的专有职能密切相关。西汉后期清河郡承担治河职能,清河都尉也以治河为主要职责。     

西汉安定郡彭阳、安定、抚夷三县治所考

本文依据文献及考古资料,重新探讨了西汉安定郡彭阳、安定、抚夷县治的具体位置,认为彭阳县治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太平镇茹河北岸的阳湾遗址,抚夷县治在今三岔镇蒲河北岸的梁台遗址。笔者认同《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彭阳、抚夷两县治所方位的标注,并为之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进行佐证,且进一步确认其位置。本文对标注在今泾川县的安定县重新进行了考证,认为县治在今镇原县东南10千米处城关镇茹河北岸的后河遗址。     

西汉存在“太常郡”吗?——西汉政区研究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

西汉时代的太常因一度管辖陵邑而兼具民政的职能,以往学界认为太常已具备行政区划的某些特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集中探讨西汉政区研究领域中,与“太常”相关的三个问题,指出西汉并不存在“太常郡”的称谓;太常管辖陵邑始于高帝时期,长陵邑的设置约在高帝九年;西汉的太常既不具有明确的辖域,也不具有管理地方政务的完备官员建制,只是一个具有部分民政职能的中央官署,不应视为郡级政区而加以讨论.     

弘扬敦煌文化精神 深化敦煌哲学研究

丝绸之路孕育了敦煌文化,包容是敦煌文化的精神。敦煌文化是敦煌哲学的母题,变、通、融是敦煌哲学的根本特点。弘扬敦煌文化精神,深化敦煌哲学研究,是新时代敦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探析——张家山汉简研究

区域城市等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张家山汉墓竹简》记载了西汉初年帝国直接统治区(即汉郡区)内四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名数及其最高管理者的秩等,为城市等级划分提供了依据。综合历史文献及区域环境因素,探讨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地理问题。得出不同类型城市等级不同,以及城市等级越高越密集于区域核心的空间分布特征。     

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研究

关于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 ,以往不少学者的估算普遍偏低。本文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各郡国户口数 ,主要利用“户口密度平均法”对弘农郡、武都郡、汉中郡、上郡、西河郡等兼跨今陕西与邻省之地的各郡户口数进行了仔细地分割 ,分别计算出各郡所辖今陕西之地的户口数。经估算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今陕西境内在籍人口共有90 2 780户 ,3597179口。本文还对当时未列入政府版籍的各种人口及数量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对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作了估算 ,认为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约为 4 2 0万人 ,最少不低于 4 0 0万人     

俄罗斯外国劳务移民与中国移民研究

论文利用俄罗斯联邦移民局和联邦统计局的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法,探讨近年来俄罗斯移民尤其是劳务移民的数量、结构、地区分布、从事行业以及中国移民在俄罗斯的发展状况,指出了俄罗斯在制定移民政策存在的弊端,并从"现有移民政策的局限"和"有效管理外国劳务移民"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认为一国移民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符合该国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大局,而且要认识到移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