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只墓碑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和之父米里金,原姓马,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曾同郑和祖父去麦加朝觐,故尊“哈只”,乡民尊其父马啥只。马哈只生于甲中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成年七月初三,享年三十九岁．马哈只去世后由长兄马丈铭奉枢安葬于云南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之原（即现在的郑和公园内）．永乐三年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郑和请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为其父撰书“故马公墓志铭》碑文,并托人带回昆阳老家刻碑立于父篡前．     

关于整理与出版《武职选簿》的建议

《郑和研究》2002年第l期刊登了日本学松浦章教授、王海燕、时平译的《关于郑和下西洋随行人员事迹》一,它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日本学和台湾学都十分重视明代兵部《武职选簿》中有关郑和下西洋武职人员升赏事迹的记录,他说：     

李至刚墓与《李氏宗谱》

郑和在首次下西洋前夕,请礼部尚书李至刚为其父马哈只撰写了墓碑碑文,至今该碑仍完好地保存在郑和故乡云南晋宁《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还记载了“永乐九年六月戊午,上以官军从郑和自番国还者远涉难苦,且有劳效,遣内官赵惟善、礼部郎中李至刚宴劳于太仓”。同时还记载了“当年十月辛丑。命浙江临山,观海、宁海、宁波、昌国等卫造海船四十艘”。这些资料表明浙江宁海等地与郑和远航的关系密切。     

王景弘与郑和下西洋

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七次下西洋,到达了亚、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当时与郑和同行的王景弘,由于《明史》中无为之作传,故其事迹大多为郑和的光辉所掩盖,鲜为人知,这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本文拟就王景弘在下西洋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东南亚有关王景弘与郑和随从的某些传说作一初步的论述,     

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

一般认为,西方人对郑和的研究始于英国人梅辉立（W．F．Mayers）,而国人的郑和研究则以梁启超1904年在《新民晚报》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为开山之作,故有“百年郑和研究”一说。殊不知,15世纪的葡萄牙人当年已注意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且对其前因后果以及当时中华帝国的政治、社会状况有相当的了解。本文对葡萄牙官方编年史家巴罗斯（Joao de Barros）1563年出版的《亚洲旬年史之三（Terceira Decada de Asia）》内的一段有关记载进行了详尽评析,并简要评说了郑和研究的整体状况。     

新见宋赠大理寺丞蔡君墓表考略

青州市博物馆2017年新入藏"宋赠大理寺丞蔡君墓表"。该墓表主人系蔡元卿,表文由范仲淹撰,见《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北宋著名隐士刘概曾撰《宋故赠大理寺丞蔡公墓志铭并序》,二者所记系一人。此外,蔡元卿次子蔡禀、三子蔡亶墓志铭于上世纪出土于山东青州,现藏青州市博物馆。欧阳修所撰《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行状》、范仲淹所撰《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四》)所记系蔡元卿侄蔡齐生平及事迹。这些资料相互补阙印证,纠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观点,补充了一些关于蔡氏家族不见于史书的资料,特别是蔡元卿墓志的面世进一步明确了蔡氏家族定居青州的年代,所有这些对于蔡氏家族及宋史研究都是极好的补充。     

郑和所立三碑可靠性之分析

郑和下西洋期间(1405—1433)曾立3个碑：通番事迹碑、天妃灵应碑和南京静海寺(残)碑。这三碑是郑和出使的第一手资料。本分析此三碑,并对照其他现存的出使随员马欢、费信及巩珍的作,发现郑和此三碑记录出使事迹之正确性很高。这三碑,加上马欢、费信及巩珍三作结合起来,给我们以确切的郑和出使总结,可用为进一步研究的准绳和基础。这是郑和研究必要的第一步工作。     

北魏营州刺史高道悦墓志铭考

北魏《高道悦墓志铭》于1969年出土于德州市,现存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因志主高道悦身世显赫、事迹显著,加之墓志字体古朴厚重,笔意苍劲有力,出土后便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章综合考析了志主的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家族墓地等相关情况,并对高道悦的死因作了深入的分析。此墓志是研究北魏孝文帝时期政治、文化的珍贵文献资料。     

《全宋文》所收碑志文补遗七篇

《全宋文》分别漏收陈宜之《宋故陈明叟墓志铭》、刘唐允《宋故孺人王氏墓志铭》、刘概《宋故赠大理寺丞蔡公墓志铭并序》、赵珉、徐赞《源神碑记》、徐赞《《李将军碑铭》、马祥《新修玉皇行官碑》、吕惠卿《太原故城惠明寺舍利塔碑铭》,今予以辑出,加标点以作补遗.     

江西抚州汤显祖家族墓出土墓志

汤显祖家族墓位于江西省抚州市文昌里,出土明代墓志铭5方和清代墓志铭1方,分别为《明故义士汤公子高墓志铭》《明故汤孺人艾氏墓志铭》《明故酉塘汤君之墓志铭》《祖母魏夫人迁灵芝园墓志铭》《明敕赠吴孺人墓志铭》《明敕赠文林郎少海汤公元配潘太孺人合葬志铭》,其中《明故酉塘汤君之墓志铭》由汤显祖书丹,《祖母魏夫人迁灵芝园墓志铭》《明敕赠吴孺人墓志铭》为汤显祖撰文。这6方墓志铭行文、体例基本一致,涉及汤显祖家族人物生平、家族活动等内容,为研究其家族世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三谈“郑和航海中Vc来源”

有关“郑和航海中Vc来源”的问题,笔者已有《试论郑和航海中Vc来源》和《关于“郑和航海中Vc来源”一文的补充》分别刊发于《郑和研究》1998年第一期和2000年第一期。就郑和率领的数万名人员长期航行于茫茫大海,为什么没有像阿拉伯和欧洲海员一样得坏血症的问题,笔者对流行比较广泛的说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马文升墓志考

马文升墓志考谭淑琴马文升墓志,出土于禹州市城北马坟,现存禹州市文物保管所。志文首行题为《明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溢端肃马公墓志铭》。字迹清晰,保存完整,并附有墓志盖一方,志盖篆书内容与志文首题相同。墓志石长９６．４...     

《宋史·符昭愿传》辨正

符昭愿是五代、宋初名将符彦卿次子。《宋史》卷二五一《符彦卿传》后附有非常简略的传记。最近翻检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三编》,发现了“前进士”陈舜封为符昭愿所撰写的墓志铭。陈舜封本人曾经考中进士,但因其父为伶人,故陈舜封“举止类倡优”(《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三月甲寅),结果被宋太宗发现,改任其为“殿直”的武官。这篇墓志铭大概是陈舜封惟一流传至今的作品,今据此对《宋史·符昭愿传》错谬之处予以辨析。1·职官系年之误。《宋史》记载:“(开宝)四年,改领罗州刺史。七年,迁西京作坊副使。”此两处系年均为错误。据墓志铭…     

郑和永乐元年奉使暹罗国事考辨

自从1905年粱启超先生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伫一文后,百年来中外学术界对郑和事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有些重大问题尚待廓清。关于郑和永乐元年（1403）是否奉使暹罗国的问题,学术界争论较大。见仁见智,至今莫衷一是。此事关系重大。本文欲再考辨之,以就教于方家。林松《试论郑和出使暹罗及明皇朝与遏罗国的友好往来》和潘群《试论郑和使日问题初探》州等文,根据《敕封天后志》、《海底簿》与《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等史料的记载,认为郑和被任命为正使太监统率庞大船队下西洋之前,在永乐元年就曾经奉命出使过遇罗国。台湾徐玉虎《郑和永乐元年奉使遏罗国之商榷）删一文不同意此说,认为其所据史料均非第一手史料或官修正史,存在着误记的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徐先生还提出两条反证理由：其一,根据云南《郑和家谱》记载,郑和赐姓与任内官监太监均在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永乐元年郑和尚未姓郑;其二。《明实录》、《明史》等官修正史,均未记载郑和永乐元年奉使暹罗国事。这两条反证理由看似有理有据,又牵涉出郑和赐姓与任内官监太监等重大问题,事实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南京牛首山郑和归葬处之考证拾遗

拙作《南京牛首山郑和归葬处之考证》(以下简称《考证》)发表后,因该项研究工作又取得了新的重要的进展,故需要对《考证》一的有关章节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即《郑和研究》2003年第1期,第39页46行至第40页5行为止,作如下修改：     

胡铁花年谱述略

胡适之父铁花先生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41岁前为第一段,41岁至54岁为第二段。笔者曾撰写《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刊于《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侧重浮述了铁花先生投笔从戎,为抵御外侮,保卫祖国而献身的第二段生涯。但是胡铁花生平第一段的事迹,我们却知之甚少。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录有《胡铁花年谱》,关于前41年的经历仅作了一句话的交待:“由同治庚午岁贡候选儒学训导。”胡铁花在龙门书院的同窗张经甫撰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对这一段事迹也是语焉不     

《明故孺人李氏墓志铭》考释及相关问题

《明故孺人李氏墓志铭》是明代监察御史韩春夫人李氏的墓志铭。志文详细记载了孺人李氏的出身、婚嫁、妇德、子嗣等情况,有助于对明代女性教育与日常生活的研究,同时也为研究士大夫阶层的婚姻关系、出仕、交往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校读

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率领船队第七次下西洋。驻泊太仓时,立下了《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后经福建长乐时。又立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这两块碑石。成为研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最为第一手的资料。学界据此而纠正了《明实录》和《明史》关于郑和历次下西洋的漏记误记。从而得以明了郑和每次下西洋的确切年代。这两块碑石由于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因而数百年来倍受人们重视。遗憾的是。《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至今未见原碑。后人依据的都只是嘉靖《太仓州志》或嘉靖时苏州人钱毅《吴都文粹续集》或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录碑文的文字,而这诸种抄录碑文文字。互有出入。甚至由此数件抄录文字校核。原碑恐也微有舛误;今人更据此数种抄件。辗转相抄。鲁氩豕亥。手民之误难免。为此。笔者拟据明人碑文抄件。互相比勘,试图恢复碑文原文。     

从外显到内化——倪云林绘画图式和风格成因

元代著名画家倪云林以74岁的高龄病死在他的女婿邹惟高的家里,是年为明洪武七年,也就是公元1374年。倪云林死后,起先暂时葬于江阴的习里,有长乐的王宾替他写了《元处士云林倪先生旅葬墓忐铭》。后米又改葬于无锡芙蓉山的祖故,苏州的周南老为其写了《元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再后,张端也撰写了《云林倪先生墓表》,立于倪氏的故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