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女真人对林木资源的保护与发展

有金一代女真人对境域内的长白山、护国林、医巫闾山等森林资源加以保护,同时积极鼓励植树造林,大力发展人工林,使金朝境内山林资源免遭破坏,保证了山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持了区域生态环境的平衡。     

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考(上)

金朝在北京营造皇家园林下功夫最大的首推金章宗,其西山八大水院颇为有名,经历了800多个春秋,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只存遗址。由于古籍对西山八大水院语焉不详,因此学界也说法不一,本文据史籍所载,考订八大水院分别为清水院(大觉寺)、香水院(法云寺)、灵水院(栖隐寺)、泉水院(玉泉山芙蓉殿)、潭水院(香山寺)、圣水院(黄普寺)、双水院(双泉寺)及金水院(金仙庵),并对其沿革、变迁及现状做了考述。     

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考(下)

金朝在北京营造皇家园林下功夫最大的首推金章宗,其西山八大水院颇为有名,经历了800多个春秋,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只存遗址。由于古籍对西山八大水院语焉不详,因此学界也说法不一,本文据史籍所载,考订八大水院分别为清水院(大觉寺)、香水院(法云寺)、灵水院(栖隐寺)、泉水院(玉泉山芙蓉殿)、潭水院(香山寺)、圣水院(黄普寺)、双水院(双泉寺)及金水院(金仙庵),并对其沿革、变迁及现状做了考述。     

“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上)

隐元东渡实为兴福、崇福二寺的邀请,因崇福寺大檀越福清人列名邀请名单。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信仰的佛教,属禅宗又兼容海神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这是中国长江以南沿海普遍存在现象在长崎的再现,且与其海洋活动相关。隐元抵长崎弘法,将兴福、崇福等寺原先以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为中心的佛寺,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的禅宗丛林,华侨华人在"唐三寺"中信仰妈祖等活动仍然延续。反映了既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多样性信仰的尊重,也着意华侨华人社会佛教信仰品质的提升。     

试论金代地震与救济

金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地震多发的时期,频发的地震与次生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受科技水平的限制,金朝君臣对地震的认识大多是"灾异谴责"。地震后,金朝政府采取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和伤亡赈济等赈济措施,以此来保障民生,维护统治。     

三阶教化度寺无尽藏机构的管理与运转

化度寺无尽藏是三阶教的经济机构,存在僧人乃至俗人管理的情况,但管理并不严密,缺少监督。三阶教对无尽藏财物的施舍、运转都有明确的规定,从其行为来看应该不是出息、放贷机构,而是慈善机构,但某些寺院的放贷行为也给化度寺无尽藏贴上了出息放贷的标签。化度寺无尽藏的雄厚财富引起了政府的不安,其慈善事业又与政府意图相背,进而引起政府的猜忌,故而在唐玄宗的强力禁断下而始绝其迹。     

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殊性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宗教人士及寺院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推进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重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依法治理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路子。     

新时代地方志事业的行政绩效管理问题研究——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行政绩效即政府绩效,也称行政生产能力或政府生产力,是指政府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向公众提供有效服务所耗费的社会资源与获得的组织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比率。地方志事业的行政绩效管理是行政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新时代地方志事业的行政绩效管理问题研究,本人以阿克苏地区为例,对新时代地方志事业的行政绩效管理进行了一些探索研究。旨在通过对地方志事业的行政绩效管理,促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让地方志"立"起来、"活"起来、"强"起来,让地方志事业从"冷板凳"变成"热部门"。     

金朝礼部官员民族构成初探

金朝礼部官员之民族成分涵盖金朝境内女真、契丹、奚、汉等族,而各族在金朝礼部官员之比例不尽相同,礼部长贰官整体上是以汉族为主体,但从时间上来看,金朝前期礼部长贰官以辽、宋降臣为主,中后期则以金朝自身培养的人才为主,尤其是后期礼部长贰官中女真族人数逐渐增多,这是金朝礼部长贰官民族构成的最大特点。此种现象与金朝的用人政策、各族文化发展水平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金朝初年实行"借才异代"政策,使得大量辽、宋降臣进入金朝官僚体系。中后期,由于科举、教育制度逐步完善,金朝本朝培养的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女真官学、科举的建立,使得金朝女真族文化素质得到大幅提高。     

谈谈方志“管理”部分的撰写——以二轮《宾县志》基层承编单位上报稿为“箭靶子”

<正>二轮修志以来,本人在审读基层上报稿用以撰写所承担的县志稿时,感觉到方志在管理部份的撰写,是修志工作者难以驾驭的,也是出问题较多的地方之一。为此,真想倾吐些东西,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为"有的放矢",权且选用二轮《宾县志》基层承编单位上报稿的"管理"部份为"箭靶子"吧!"箭靶子"一:《宾县旅游志》之"……1985年9月,县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二龙山风景区管理的决定》,《决定》中对山林的管理作     

我经历的两次佛教“解放”

（一）我出生于1921年．10来岁就进了汉口的栖隐寺,16岁正式剃发。武汉解放前夕,街上谣传共产党要强迫僧人还俗,我虽不大信,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在口袋里放了一把刀,一直放了一年多时间,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清代华北儒医的形象与社区角色——以地方志记载为中心

清代政府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医疗体系建设中并未承担主要职责,这为儒医在社区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儒医在承担济世救人角色的同时,也是如慈善、修桥铺路、义学书院、水利工程等地方公共事务的有力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医疗技艺、医患互动和行医的道德资源,使儒医能够参与组织多方面的社区公共事务,并因此获得在基层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地位,从而与依靠功名、财富和德行及宗族等社会资源的乡绅,共同成为在基层社会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群体。     

我所经历的两次佛教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的佛教解放 我出生于1921年,10岁就进了汉口的栖隐寺,16岁正式剃发。武汉解放前夕,街上谣传共产党要强迫僧人还俗,我虽不大信,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在口袋里放了一把刀。一直放了一年多时间,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下)

正三、隐元禅师弘法与长崎华侨华人信徒隐元禅师于南明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5年)七月初五日抵达长崎,次日登岸至东明山兴福寺。此寺是在长崎的三江华侨、江西富商欧阳云台施舍别墅创建的~(33)。据《普照国师年谱》记载:隐元于"七月初五,晚抵长崎……次早,寺主逸然同檀越请进兴福寺。法语五则。即日,二镇主谒见,谦恭致礼,各赠以偈。"~(34)是说,七月初六日早晨,兴福寺主逸然率檀越于岸边迎请隐元禅师进入兴福     

从隋“栖岩道场舍利塔碑”看蒲州佛教

栖岩寺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府城东南l2公里的中条山巅,为隋太祖武元皇帝“于北魏孝武帝永熙年间(532-535年)建立。初名灵居寺,隋初易名栖岩寺、栖岩道场,为“河东诸寺胜赏之最”。栖岩寺地处历史上的蒲州,相传为舜帝之都蒲坂界,历代物胜迹汇萃,有昙岩洞,仁寿寺、普救寺、万固寺等;这里高僧云集,仅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就记载蒲州高僧15位,其中栖岩寺有昙延、道杰、神素、真慧和智通等五人立传。史载,隋帝常以外国所贡玛瑙施寺为供,唐代人儒士游历于此,现有李益、卢纶、李端等赋诗咏叹传留。     

何为“打官司”

正人们常把相互之间无休无止的辩论、争吵形容为"打嘴官司",这是惯用语的习惯用法,是从"打官司"引申而来。"官司"一词最早见于《左传·隐公五年》。该书记载,隐公五年春天,鲁隐公要去棠邑看射鱼,臧僖伯劝他:"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阜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臧僖伯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山林、水乡的物产,可以用来制作器     

“崇儒重道”之策下金朝婚姻习惯法的演进与调适

金朝婚姻习惯法萌芽于生女真中完颜部落的氏族习惯,通过对金朝婚姻习惯法发展轨迹的考察,在金朝婚姻习惯法与制定法的互动中,一方面习惯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渊源,在金朝法律制度发展中并不是完全游离于制定法之外,金朝有遵循"旧俗"的传统,部分习惯法得到了承继和默许并进入到制定法中;另一方面伴随"崇儒重道"之策的逐步建立,金朝统治者裁夺改变了与儒家法律思想不吻合的部分婚姻习惯法,既体现了"法自君出"的时代烙印,也体现了金朝政权对于儒家思想的法律运用和认同。     

“瓯脱”制度新探——论匈奴社会游牧组织与草原分地制

"瓯脱"是匈奴游牧社会一项特有的名物制度,但关于其语义,目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耶律铸《双溪醉隐集》释"瓯脱"为"帐幕",此与草原游猎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北族政权统辖的社会基层游牧组织所遵循的游牧分封秩序乃是一个很少谈及的话题。在解决"瓯脱"问题的基础上,便可进一步阐释"分地而居"制度的另一种政治内涵。     

新形势下如何提高村级档案管理工作

<正>村级档案管理工作作为农业农村档案工作的基础,反映了农村的真实面貌,是基层党委、政府制定农业和农村思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与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资源,是农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凭证。做好村级档案管理工作,对于促进新农村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建设"和谐农村",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规范村务管理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扎实抓好村级档案管理工作成为了农村基层行政管理迫切需     

劝募与捐献：宋代南方桥梁建设中民间资金筹措方式述论

桥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属于由政府供给的公共资源,理应由政府出资修建,宋人也明确提出“桥梁道路,责在有司”的观点。然而在宋代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受财政中央化趋势的影响,地方财政普遍紧张,包括桥梁等在内的诸多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尤其是桥梁众多的南方水乡地区,民间财富是最重要的修桥经费来源。民间资金主要通过官员劝捐、僧侣募捐及民众自捐等方式融入建设经费。正是在民间财富的融入与支持下,宋代水乡桥梁建设事业长期处于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