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初探

<正>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它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相对人治而言,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是国家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一个不实行法治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化国家。而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的发展与一国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联。新中国宪法事业经历了风风雨雨、兴衰荣辱的     

中西方古代法治之辨——浅析亚里士多德与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异同点

思想是现实和时代的产物,古希腊和古中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地理条件孕育了不同的法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和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作为西方和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异同集中表现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法律性质以及法治的目的与作用三个方面。因此,分析和比较各自思想的特点和成因,不仅有助于了解中西方法哲学传统,同时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与法制传统的冲突问题

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其根源于中国法制传统中固有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的综合体在发挥非制度性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与现代法治建设之间产生了人治传统与法治精神之间的冲突、法制的传统道德与法治建设中的法律冲突、革命传统与法治的保守精神相冲突、传统的恶法意识与法治建设的良法要求相冲突、统治工具论法观念与公平正义法观念之间的冲突等。理清这些冲突并寻求解决冲突的良策,是推进法治建设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人的“包青天”情结

“包青天”情结一直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然而,冷静分析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以一种典型的人治情结。说到底,还是法制的不健全。只有在确立了法治之上的形态之后,才能真正地根除人治,真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著名学者座谈四中全会《决定》

<正>编者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追求现代化。从传统的人治社会,转型为现代的法治社会,这是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世界各国历史表明,法治先行,转型就会比较顺利,反之则崎岖坎坷,充满不确定性。新中国成立65年来,从前30年法制被破坏殆尽,到改革开放以来重建法治信仰,我们在逐渐夯实现代化的根基。从改革     

用巴黎公社原则根治当今腐败

中国古代大致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御史和言官制度,作为帝制下制约腐败的特殊机构和制度。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根本不能独立于皇权,古代法制虽然详密,却不能真正以法治代替人治,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监察制度不仅给今人留下了失败的教训,也留下若干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从制度的规定看来,古代的台（御史台）官和谏官不但可以论事,也可以论人,不但可以纠劾百官,也可以批评皇帝。“文死谏,武死战”,文官以谏,武官以战而死…     

浅析古代中国何以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简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法治传统。即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这种传统不仅没有断绝。反倒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得到继续的发展。但是在古代中国，这种优越的法治传统却无由完整并成功得以产生并运行。这在中西方同样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对比面前，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与西方社会一样优越的法治传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两个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是造成中国社会在法治传统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社会诸多不同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路径，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是说，这种传统，运行在距离法治传统很遥远的轨道上，尽管是以一种正向态的姿势。因此，本文拟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通过对中西方不同社会政制和文化土壤的对比，以期对中国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的历史缘由作一可能的分析。     

中国古代的专杀权与专杀罪

凡是无须禀命就可以实行诛戮者,称为专杀权,这个权力要通过授予,或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没有专杀权而擅自杀人者,则是专杀罪,不但法律有治罪条文,而且属于重罪。同样都称为专杀,前者是权力,后者是罪名,也就使专杀权与专杀罪的界限不清,进而出现许多变数。厘清专杀权与专杀罪的关系,不但可以了解古代司法的特别程序,也可以弄清法律变化的原因,以增进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理解。     

贞观政治人治与法理相混合的意蕴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史上极富盛名的太平盛世时期。贞观之治与李世民德治、法治合举的治国方略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是传统的人治社会,主张清官理政,贤人德治;西方自来就有法理治国的传统,并且很早就出现了分权制衡学说。贞观政治不仅在清官德治方面做的相当成功,而且在依法治国方面既有理念的突破又有制度的创新,二者共同促成了贞观盛世之象。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集权主义、注重伦理关系、强调道德至上 ,其最大优点就是注重人生的理想和精神因素的作用 ,而最大的弊端是重人治、轻法治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充分展现出来 ,特别是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充分显露出来。这说明传统政治文化对我们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从自己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中 ,找到稳定的、持久的、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从传统中构建“现代政治文化主体意识” ,即在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时 ,要在重视精神理想的中国政治文化中 ,注入法治文化的基本要素 ,形成更科学的政治文化。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当代意蕴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中国走向法治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今这个发展多极化,社会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我们仍然要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法治: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

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由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治国思路是政策治国,倾向于人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治国方略的民主与法制化,摈弃人治,确立了走法治之路的基本方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官员应当在品行方面起表率作用——从王安石说起

人治是我国的政治传统,在人治背景下,官员的品行特别重要。说起官员的品行,使我想起了王安石。我喜欢读点古书,前段时间正好看完三卷《王荆公文集笺注》,觉得王安石太了不起。王安石身上有一种浩然之气,“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对他其实有很多误解,     

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

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转变,是人类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

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李宝臣中国古代社会自唐宋以后,就其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而言,已步入成熟的礼法社会,而并非通常人们判定的人治社会。人治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依靠当权者个人的作用实行统治,缺乏权力监督和程式化、规范化的手段,增加诸级掌权者的随意性和政绩优劣的...     

略论先秦铸币"子母相权"说的现象与本质

“子母相权”是我国古代货币流通领域的一种历史现象,关于“子母相权”,古人多有论述,其中论述较早且意义较明确的是东周时期的单旗（单穆公）。他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     

来信

刑辩之困也是法治之困 刑辩律师目前遭遇的困局,其实就是中国法治社会蹒跚行进的一个缩影,是人治体系巍然屹立的一个写照。 李庄案或许只是个案,但个案却具有普遍性意义。多少年后,也许我们可以知道诸多幕前幕后的故事,但朱明勇＂在刀尖上跳舞＂而不得不离家出走、自我放逐的经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探索的三个阶段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和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为标志。第一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即民主必须在法制轨道上运行、治国理政的人治方式有种种危害、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立法上;第二阶段,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即提出了法治经济的时代命题、加大了市场经济的立法进度、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     

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化探究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力量建设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当下刻不容缓的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践行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法治化进程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是关乎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中国古代虽未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制度之形,却从方方面面的立法建设中体现出了其意,以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法律经验...     

情妇的职业道德与官员的职业道德

一些民主法治国家的官场上有色鬼,但他们通常不是贪官;而中国官场上的色鬼几无例外是贪官,往往伴随权色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