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泗水华侨交涉案研究

在收集整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有关档案的基础上,描述了民国时期荷属东印度泗水地区华侨升旗案的发生和交涉过程;分析了其给海外华侨对中国认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关系发展变化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并总结了本涉侨案件的三点历史意义。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中关、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此交织,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关、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为两难处境,如何既不失国家与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战术。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此问题上,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国民党内对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     

中美洛案赔偿交涉考

1885年洛士丙冷虐杀华工案发生后,中方一直坚持惩凶、赔偿和保护三个处理原则,其后又根据事态发展,将交涉重点集中到了赔款上。在赔偿交涉中,清政府始终坚持在国际公法下以外交手段解决中外纠纷的原则,驻美两公使苦心竭虑,不避繁难,有礼有节,不懈努力,终于获得美方14万元美金的赔偿,并藉此清理了其它虐杀华工的旧案,这是中国近代中外交涉中第一起通过外交努力获得外国赔偿的案例。但是,洛案的赔偿没有形成对受害华工损失的制度化赔偿,没有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角度形成对华工更好的保护,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排华的社会舆论与社会意识,排华运动最终成为中美关系上一段极不愉快的记忆。     

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

沪案交涉是由执政府担当的,但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同时,各外交官员在开展外交时也进行"内争",相互推诿卸责,导致沪案交涉延宕;江苏地方官员和各派军阀也以外交之名,与中央一起争夺上海地盘;此外,沪案发生时,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了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才是沪案交涉无功而终的主要原因.     

一起离奇的中日交涉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得手,气焰更加嚣张,不可一世。南下日军及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为日本的属地）驻屯军不能坐视关东军独享在中国的这一硕大果实,垂涎欲滴。1932年初,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场场危机正在酝酿。就在这时,在台湾海峡的对面,发生了一起令国人震惊而又令人费解的凶杀案,几乎酿成一场战争。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交涉再研究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上较有利的地位。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这些事实均表明,签订协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控制北京政府的既定策略。     

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

五卅事件之所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此前 ,执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而五卅事件的爆发让形势有了转机。执政府在沪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 ,迫使外人让步 ,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 ,以便保持其地位。交涉移京后 ,则将重点转向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 ,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展开。当列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做出让步后 ,执政府便开始对民众运动进行严厉的抑止。五卅运动实际上成了执政府运用的一种政治工具。     

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曾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外交交涉。交涉双方的行为乍看之下虽不合情理,但又是合乎逻辑的。英法等国对北京政府一再施压要求严厉处置在华德侨,与其说是为了预防敌侨捣乱,毋宁说是为了牵制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即便是参战以后对德侨也不改宽松友善的政策,与当时中国各界对德情感氛围相匹配,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发生在1918年的这场交涉宛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战期间北京政府与协约国盟友之间关系的实质。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壬辰战争:耳冢历史记忆的再建构、越境与交涉

耳冢从丰臣秀吉时代建立至今经历了德川幕府、明治-昭和、战后等不同时代。德川政权,在否定丰臣秀吉侵朝行径的同时,有选择地保留了耳冢,一方面与朝鲜保持往来,一方面则通过前代丰臣秀吉的"武威"来震慑朝鲜,把耳冢当作与朝鲜进行外交的政治工具。明治时期,在明治天皇倡导下,举国上下重建丰国神社并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丰臣秀吉的历史记忆得以复旧和圣化,耳冢也被重新赋予了意义。战后,耳冢虽没有被"抹消",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被忘却的对象。1990年以后,随着以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为主的耳冢祭奠活动的定期化,耳冢的历史记忆成为日韩间共有的记忆。至今,在耳冢未来的归属问题上,日韩双方的交涉仍在持续。     

中俄伊犁交涉研究概述

1872年5月至1884年6月中国就收复被沙皇俄国强占的伊犁地区与俄方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激烈谈判交涉,最终缔结了中俄伊犁《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及其五个边界子约,同时还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史称这一过程为中俄伊犁交涉,并在中外史学界形成了中俄伊犁交涉专题研究。本文拟对此项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做一概述。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中美间克门案的交涉与两国舆情反应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围绕美商克门之死而在中美两国间展开的交涉是一场超越克门事件本身的外交活动,集中体现了该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在交涉过程中,美国基于对不平等条约的维护向中国提出了苛刻的六个条件,而中国在为期不长的时间里进行一番讨价还价后对美方条件完全加以接受.同时,中美两国舆论界对克门案的交涉特别关注,从...     

晚清中葡交涉中的国籍问题

笔者近年参与葡萄牙外交部所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清末档案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注意到许多牵涉华人加入葡籍问题的交涉案。本文试以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清末档案为例,主要从中国官府、有关华民及外国领事各自不同的认知立场分析晚清中葡交涉中的国籍问题。近代西方国家中与中国交往最早也曾最频繁的当属葡萄牙。葡萄牙曾被称作"佛郎机"、"意大利亚"等,清代多以"大西洋国"名,有时直称"葡国"。葡萄牙人在1887年中葡签订《和好通商条约》后,获得"永居管理"澳门权利,实际上将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再论五卅惨案"十三条"交涉条件的提出

1925年五卅惨案(简称沪案)发生后,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关于沪案交涉的意见和主张,积极干预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活动.其中最有影响者,莫过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与上海总商会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被北京政府用作沪案交涉正式条件的"十三条".     

图像中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中英交涉史实新释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署。英方为此专门绘制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一图,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该图的绘制与印刷均由英国官方授意,其目的在于宣扬战争胜利、美化殖民扩张。耆英等人在画中的不同形象,反映出英方对中方官员的态度差异,进而影响了清廷对战后中英交涉负责官员的选派。与该图配套的人员名单和相关图像资料,暗示了中方翻译在交涉中的参与和“康华丽”号的精确停泊位置,亦呈现了中方官员在签约谈判过程中的处境和措置。     

从“胡适禅学案”看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禅学研究之分歧

本文从方法论和思想史的角度对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禅宗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通过对"胡适禅学案"这一段禅宗思想史上有名的公案的分析探讨,揭示了这一段公案背后真正的分歧所在以及对这段公案的反思和评价。在将胡适的禅宗研究方法和铃木大拙的禅宗研究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之后,得出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立场,并尝试性的对信仰与学术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