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实业家穆藕初的教育观

穆藕初是民国初年杰出的爱国实业家。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致力于教育的发展,重视人才的培养运用,并撰写了许多有关发展教育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和主张。研究穆藕初的教育观,是研究穆藕初实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A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了,在全国执政70多年了。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走过的光辉历程,特别是执政的历史经验,     

雷颐 烛照之魅

"把历史说给大众听","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与诸多静守书斋的历史学家不同,雷颐藏身故纸堆中,月光却始终向着现实。治学之外,他开博客、写随笔、开设大众历史讲座,一心将对历史的考察化为对当下的关照和反思。在《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中,他以平实的文字将历史真相娓娓道来。     

卷首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是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与世界文化遗产相比,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仅有一词之差,但无论是名气还是受重视程度都远远不及前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被严重低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它是我们祖父母们留下来的"传家宝"。应该看到,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对这些正在消     

穆藕初与昆曲的不解之缘

（一） 穆藕初（1876～1943年）,名湘碉,上海人,民国时期爱国实业家。6岁人塾,光绪十五年（1889年）人棉花行学徒。和当时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穆藕初受国家半殖民地被压迫被欺辱的国情所激励,立志要苦学成才,以与列强一决高下。他自学英文及文化课,于1900年考进上海江海关任办事员。1904年,穆藕初与马相伯等人组织“沪学会”．声援上海各界的反美爱国斗争,从事资产阶级改良活动。     

穆藕初讲笑话

正穆藕初(1876—1943),字湘明,上海人,近代著名棉纺织业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投身于实业救国的实践,先后在上海、郑州等地创办纱厂,引进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大获成功。抗战时期,他为国解忧,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发展民族棉纺织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成功的实业家,穆藕初办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不过,生活中的他风趣幽默,有时还爱讲笑话,令人忍俊不禁。1931年春天,中国经济     

抗日烽火中的“梦想家”穆藕初

穆藕初是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在实业界被誉为"棉纱大王",在经济管理界被称作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先驱,在教育界因资助才俊出洋而备受赞誉。他生前志在发展国计民生,希冀实现"梦想的中国"。他去世后,国共要人致祭,政府发令褒扬。这样一个被毛主席称为"新兴的商人派"代表人物的名士,在抗日烽火中是如何度过人生最后十年,又如何以实干精神去努力实现人生理想的?     

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民国初期,日本的"支那学"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是:从对民族感情、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民主制的代价三者的相关性的分析入手,得出了中国"本土"统一但"五族"应该"分治"的结论;以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为由,断言中国"国防无用","国际管理"势在必行;以"国家树龄"、"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殖民开发"等一套组合观点为支撑,兜售日本的对华使命论。内藤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虽然显示了丰厚的学识,但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鼓吹适者生存这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则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其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从一个泰斗级"汉学家"堕为一个庸俗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悲哀。     

筷子的历史

正筷子古称箸,古籍《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为商代末期的君主,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国已出现象牙精工制造的筷子。我国有史记载的用筷历史已有3000多年。中国是筷箸的发源地,在民间,筷子被视为吉祥之物,出现在各民族的婚庆礼仪中。成双成对的筷子意喻"和和气气","和睦相处","快快乐乐",缺一不可;齐头并进、相互协助的精神,更是对中国传统爱情天长地久、矢志不渝的体现。从最早     

穆藕初——“另类”的实业家

“对于我的父亲,我知道得越多就越困惑。”1943年,穆藕初去世时,其幼子穆家修只有10岁。很多年以后,已经70多岁的穆家修老人回忆说：“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事业涉猎的范围这么广。研究了10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看他了。他除了是我父亲,到底是历史上的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世始末

一同中国的许多老百姓一样,在1976年金秋十月,胡福明也以饮酒吃蟹来庆贺"四人帮"的倒台。在南京大学和江苏省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胡福明都是第一个登台发言。作为一名哲学教师,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所谓‘改弦’,就是把     

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

20世纪中叶,伴随着非洲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史学研究领域的非殖民化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非洲第一代本土史学家应运而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消除非洲历史中殖民主义的影响,恢复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德·阿贾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非洲人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撰写了多部以非洲人为主体的历史著作;他强调非洲历史的延续性,认为殖民主义仅是非洲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他的研究提升了非洲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冯玉祥、穆藕初的君子之交

1943年10月6日,重庆道门口银行进修社礼堂庄严肃穆,到处是挽联、花圈。著名实业家、前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先生追悼会在此举行。下午3时,来自重庆各界的穆氏亲朋友好500多人陆续抵达会场,身材高大魁梧的冯玉祥将军走在最前列,十分引人瞩目。他是参加者中职位最高的政府官员,不过他不是官方派来的,而是以私人身份来参加追悼会的。慕名求教,植棉改良结友谊1920年,时任十六混成旅旅长兼湘西镇守使的冯玉祥驻防湖南常德已有3年。这年年初,他写信到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要求该会派员在常德设立植棉农场。几年前穆藕初在上海创办德大…     

唐太宗的“胡越一家”与“爱之如一”民族观

开创了著名"贞观之治"局面的唐太宗,在民族观方面超出了我国大多数的帝王。李世民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加上他的博大胸怀,造就了以"胡越一家"与"爱之如一"为核心内容的民族观,并在施政中形成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趋势,还对后世产生了长期的巨大影响。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会议综述

<正>2014年10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隋唐史研究室承办的"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共有来自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等地的11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110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与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与社会变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与国家","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资料、新视野、新方法"等议题进     

德国通史编撰的全球史转向——以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为例

<正>以笔者之见,所谓"全球史",就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和演进的一种主观认知和解释模式,即对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演进体系进行全球视角下的探究和阐释。换言之,在全球史视角下,人们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家和民族历史为审视视角的世界历史释读框架,将认知重点从个体的、局部的各民族和各国的纵向演进历史,转向整体的、以横向互动和交流为着眼点的跨国家、跨民族乃至跨地区的历史。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史"转向并不涉及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问题,或者说,基于"全球史"的主观探究和     

民族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民族——从查特吉的《历史与民族》一书中走出

查特吉的《历史与民族》通过对达里尼查仁等人的民族历史叙述的考察,揭示了后殖民理论的尴尬处境——试图摆脱殖民叙事,却抹杀了被殖民国家内部的多样性;试图彰显单一民族的历史,却无视民族国家内部宗教与民族多元的现实,在民族内部与外部、自性与他性、自我与他者之间陷入了后殖民历史叙事的圈套。     

上博九新释四则

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简2"王归,客于子文",李守奎、白显凤先生以"王归客于子文"作一句读,甚是,但"归"当读为"馈","客"当读为"赂","王馈赂于子文",谓楚成王赠送物品给子文;《邦人不称》简2b"■天之女","■"当读为"激发"之"发","女"当读为"怒","■天之女",谓激发了上天的愤怒;《邦人不称》简2b"要王于随寺","寺"当读为"畤","随畤"当为曾侯在都城随附近设立的祭祀上帝的地方;《邦人不称》简7b"兀千君,■可它","兀"当读为"扤","千"当读为"仁","■"当读为"焉","它"当为"也"字之误;"扤仁君,焉可也",谓动摇了楚惠王这个仁君的地位,怎么可以呢?     

吴汝纶史学思想探析

吴汝纶是桐城派的末代宗师。他校勘了大量史部典籍,选编的《李文忠公全集》,撰写的《李文忠公事略》、《欧洲百年以来大事记》和《东游丛录》等,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认为方志可"为史者资焉",所纂修《深州风土记》首创"人谱",拓展了中国旧有方志的内涵。他信奉进化史观,认为"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他提倡史学经世,主张废科举,兴西学,希望通过"智民"和"强国"来维护清廷统治,并以此为标准,评判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