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托马斯·阿奎那论高利贷

圣托马斯·阿奎那关于高利贷的讨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著述、罗马法和《圣经》等基督教道德伦理训导紧密相连,更与他的四法理论密切相关。通过在神法、"自然法"与"人法"等三个层面上对高利贷进行考察,阿奎那向我们展示了他对高利贷的独特态度:按照神法—"自然法",高利贷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根据"人法"或实在法,它又是可以存在的。阿奎那对待高利贷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他秉承并发扬了教会的反高利贷道德伦理传统;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同时期西欧经济社会现实的影响,对高利贷给予一定的关照。阿奎那的这种二元态度包含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丰富了他的高利贷论的内涵,同时也使得他的态度具有复杂性。     

关于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读《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正确估价了高利贷资本的保守性,谴责了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方式的冲击和破坏。中国学术界受这一观点影响,对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多加否定。但是从中国古代经济运行及高利贷资本的实际情况看,它对小农再生产及工商业运行既有残酷的一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因为高利贷资本对手工业、商业、矿业等资本性经营放贷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总量的增加。     

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制经济、商业资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向封建贵族、官吏、地主和商人放债,其中尤以向农民政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拟从高利贷资本与农民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问题,作点粗略探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有着多种性质的借贷关系。封建政权、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低利息或无利息的借贷,如赈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借贷,以及农民之间互助性质的结会借贷等等,这些都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高利息率为特征的高利贷,则是封建社会农…     

唐宋高利贷资本的发展

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发展至唐代,进入一个完备、发达的时期,高利贷资本各种经营形式、各种利息都已具备;高利贷对社会经济及人们的生活影响也越来越大。至宋代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察这种发展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规律及唐宋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动都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史学界对唐宋高利贷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是还没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作整体考察。本文拟从高利贷经营形式的发展及利息变化两个角度对这一发展作简要叙述。     

民国时期贵州农村高利贷盛行的原因

民国时期,由于与农业生产的特质及农村社会环境有特殊的关系,贵州农村借贷高利贷较为突出。其原因有：1．农业生产的过程比工商业的过程要长,农业资金流通的速度比较缓慢,资金回收期限延长,放贷者的牺牲既大,所负担的风险也较多,因此,利息高也是必然的。况且农村中私人借贷大抵不太注意借贷的用途。资金的回收无甚把握,故只能藉高利贷以保障其债权。2．由于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近二十年来明清时期金融借贷研究述评

刘秋根在《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页）中对于“高利贷资本”一词有着概念上的界定：所谓高利贷资本即指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生息资本,就中国古代而言：凡带有经营谋利性质,且收益较一般地租收益高的借贷,均属于高利贷资本。这种借贷既有对小生产者、地主、贵族的生产性、生活性借贷,也有对商人、手工业者的经营性、资本性借贷。     

中世纪城市国家“公债”及其“合法性”论争

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公债是一种借贷形式,其合法性论争正是围绕这种借贷形式和教会高利贷禁令的关系而展开。经过长期而曲折的论争,公债最终和高利贷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其合法化。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时期西欧经济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对其做出的积极回应:一方面,变化了的社会情境使人们无法逃避以公债为重要内容的新型生活方式,奠定了公债合法性的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变化中的知识精英的话语阐释引导并最终完成了其合法化。     

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吐鲁番出土借贷文书初探

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古代形式上的生息资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老远以前已经发生,并且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亦不例外,早在先秦时代就很流行。唐五代承袭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以来的传统,高利贷很发展。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唐武德时已有官营高利贷,其后曾多次停止,但不久都恢复。内外各级官(厂解),都有多少不等的公(厂解)本钱,迥易取利。经营方式有二:一是官府直接经营,由令史等流外官     

日本室町时期的德政一揆及其影响

始于室町正长元年(1428年)的德政一揆是日本近代以前民众斗争的最高形态。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德政一揆频繁爆发,成为该时期民众斗争的主要形式。德政一揆源于高利贷借贷双方的经济矛盾,其主要诉求即在于合法取消债务关系。由于室町幕府掌握着高利贷的税收权,充当了高利贷资本的保护者,因此德政一揆的斗争矛头转向幕府,要求幕府颁布德政令成为德政一揆的最高斗争目标。一揆民众使用武力威胁、打砸破坏等暴力手段攻击高利贷经营者,还利用宗教对幕府的影响力,成功迫使室町幕府颁布德政令。这些行为不仅打破了室町社会的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了幕府的财政收入,更冲击了幕府的权威及权力结构,撼动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根基,为室町幕府的解体埋下了肇因。     

试谈川陕苏区货币史况

川陕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创建的。根据地拥有二十余县,面积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六百余万,是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 苏区未建立之前,这片区域长期遭受地方军阀、土豪劣绅的敲榨勒索,“亦为四川特别高利贷区域,廿九军捐税奇重,乡村现金缺乏,高利贷遂得以横行,利率之高,超过全川各地。除地方土劣外、军政中凡参谋、副官、书记、连长、员司,均各以数十元,百十元集合或单独开一高利贷营业机关,即此一项,每年军政中之下级人员,无不饱载而归”。可见苏区未建立以前的经济状况之贫困程度。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