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兴衰

二战以来,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名目繁多,几乎每一届政府都有一个所谓战略,但最狂热、最富冒险性的全球军事战略要数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研究该战略的兴衰,无疑有助于理解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与核战略的演变。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7年《纽约时报》军事评论叫鲍德温认为:“在最近10至15年内,如果发生了新的战争,美国杜鲁门政府推行全球遏制战略,使用一切手段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

从广义上讲,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美国的大战略,都源自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延续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是由于对威胁的具体性质和范围的评估有所区别,同时在利用那些资源、如何实施遏制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国家安全战略。     

艾森豪威尔政府芬兰政策初探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遏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手段进一步升级和多样化,由此导致冷战加速向第三世界、边缘地区和中立国家扩散。艾森豪威尔政府芬兰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5403文件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芬兰政策的确立。5914系列文件和6024文件则是对这一政策的调整,同时也体现了该政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在承认苏芬关系特殊性的前提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力图以适当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促进芬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强芬兰对内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对外抵制苏联政治和经济压力的能力。这些政策的推行,加强了芬兰的亲西方倾向,稳定和增强了北约的北翼战线,并对芬兰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欧米加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诞生

艾森豪威尔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中东政策,旨在引导部分阿拉伯国家参与其全球遏制战略,共同抵御苏联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它构成了其后几十年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而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在欧米加计划不能有效处理中东问题的基础上诞生的,是对欧米加计划的公开阐明,这突出体现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连续性.     

冷战初期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转变

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通过组建美洲政治军事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完成了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第一次转变,即由反法西斯的外部入侵向抵御共产主义的外部影响,同时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调——战略利益是防止共产主义在拉美扩大影响,经济利益是促进美国在拉美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拉美政策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不断下降,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对拉美政策的两次调整实现了第二次转变:战略目光由重点关注冷战前线地区演变为前线和后方兼顾,开始更多地关注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冷战形势;战略手法由强调军事援助,逐渐演变为突出经济援助和经济建设,以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的发展。     

试论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

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国宋垄断资本主义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不仅仅是战争或危机时的权宜之计,它已成了美国历届政府必须遵循的长期施政方针。艾森豪威尔是在民主党人执政20年后第一次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他组织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富豪政府”,曾使共和党保守派寄予厚望一回到传统的共和党主义。但是,从垄断资产阶级的总体和长远利益考虑,艾森豪威尔不得不顺应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强的历史趋势,有限度地接受新政改革的自由主义原则,走上了中间道路。文章指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共和党人在政治哲学和社会经济政策上所必然要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遏制的逻辑——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战争边缘”政策

朝鲜战争后,在中美处于准战争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采取极端的“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亚上空。本主要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背景,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限度的威慑和防止东亚小国与中国联盟进而破坏远东力量均势这两大战略目标,“战争边缘”政策包括了“边缘     

艾奇逊、杜勒斯与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起源

通常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策略思想的倡导者。因为这一缘故,杜勒斯在巾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另一个与美国对华政策关系也十分密切的国务卿——杜鲁门政府的第二任国务唧——艾奇逊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实际上,后一个国务卿,即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才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政策思想的真正倡导者。而杜勒斯,不但不是美国对新巾国“和平演变”政策的倡导者,恰恰相反,其人并不特别推崇对新巾国奉行“和平演变”政策,更未将其贯彻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本文拟比较分析新巾国成立头10年艾奇逊与仕勒斯两位美国国务卿的对华政策思想及其活动,以说明这一结论。     

周恩来与中国核外交战略的形成

20世纪50～60年代,从“利用外援发展核武器”到“独立自主、优先发展”,中共中央确立了优先发展核武器的英明战略。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处于决策和执行的核心地位,他的高瞻远瞩和极力坚持对中国发展核武器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保证中国核战略的有效实施,周恩来亲自主持、倡导并执行了中国的核外交,他所提出的中国核外交战略是中国核战略的重要内容。     

政策转变还是策略调整?——艾森豪威尔政府"解除台湾中立化"论析

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对国会关于国情咨文的年度致辞中提出第七舰队要改变在台湾海峡的任务,从阻止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变为不再"遮掩"中国大陆.此语被视为"解除台湾中立化"的开始.不少研究据此认为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改变了对台政策,"放蒋出笼",台美关系由此进入"蜜月期".实际上,这一声明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国企图震慑、牵制中共之举,面上有"放蒋出笼"之势,内里却无"放蒋出笼"之实.在美国是否准备掩护台湾军队反攻大陆、是否封锁中国大陆全部海岸、是否对台扩大美援范围和种类等问题上,台美间无法形成共识.美政府以战斗机的交付为筹码,压迫台湾当局正式承诺不改变对大陆军事活动的"模式和节奏",重要军事行动前要征询美国.台湾"中立化"解而不除,美国对台湾的缰绳更加收紧,艾森豪威尔政府"解除台湾中立化"并非一次政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