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监》三长制系年发微——兼论北魏均田制的性质和作用

《资治通监》据《魏书．食货志》,将北魏采纳实施李冲三长制的时间系於太和十年（486）,又强调去年,即485年北魏实行的均田制“恒计见口”,并不是一种重复记录。北魏立国之後,均田制实施之前,已在中原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逐渐实行了类似三长制的户口和赋税制度。均田制是北魏国家在遍布坞壁的中原地区实行的类似三长制的户口和赋税制度,以取代宗主督护制。均田制实施後,北魏大部分地区的户口和赋税制度形式上已趋於一致。李冲三长制乃是在此基础上,“混天下一法”,将这些业已在北魏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制度“明令颁布,使它一般化”。     

蜀国人口蠡测

献所见蜀国户口数据共计三条,其中两条只是蜀国户口的一部分。它很可能是蜀国建立之初和亡国之际所控制的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郡人口。另一条则由吴国推及蜀国,说明蜀国中期户数有望达到百万。本认为蜀国初年的人口总数,相当于东汉后期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60％左右。蜀汉立国四十余年,其间人口有可能以5‰的速度逐年递增。由此推出,蜀国人口的峰值可达529万。     

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研究

关于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 ,以往不少学者的估算普遍偏低。本文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各郡国户口数 ,主要利用“户口密度平均法”对弘农郡、武都郡、汉中郡、上郡、西河郡等兼跨今陕西与邻省之地的各郡户口数进行了仔细地分割 ,分别计算出各郡所辖今陕西之地的户口数。经估算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今陕西境内在籍人口共有90 2 780户 ,3597179口。本文还对当时未列入政府版籍的各种人口及数量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对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作了估算 ,认为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约为 4 2 0万人 ,最少不低于 4 0 0万人     

刍议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洪亮吉在他的名作《治平篇》中提出了一个当时不被人注意的人口控制思想:“治平(即社会安定)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五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止增二十倍焉.”这种人口增长速度的结果就是“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这一思想与中国古代“多子多孙多福”的传统思想是完全相悖的.他指出“治平背后隐伏着“人满为患”的社会危机,它将打破人口数量与社会生产力及生活资料增长的相对平衡关系,从而造成社会物质供应不足的危险局面.     

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兼评米红等人论文及其他有关研究

米红、李树茁、胡平、王琼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发表了题为《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的论文（以下简称“米文”），这是近年来少见的以２０世纪初期中国人口为对象进行研究之作。该文中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指的是宣统年间及民国元年进行的两次人口调查。...     

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

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南宋全国最大的城市,它的商业空前繁荣。南宋定都临安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跟随高宗赵构南迁的“从者如市”。“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杭州人口增加很快。据记载: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杭州人口(包括属县)主户十六万四千二百九十三户,客户三万八千一百二十三户,总共二十万二千多户。至南宋初年,杭州人口仍停留在二十万五千余户。然而,从临安建为行在所之后,人口的数字飞速上升。兹据《梦粱录》卷十八“户口”条所载资料,列表如下:     

清代吐鲁番户口数据研究（1759—1820）

1759-1820年诸史籍所载吐鲁番户口数据存在着矛盾性，突出表现在嘉庆朝《大清一统志》所载的“759户”数据，理解吐鲁番户口数据前后变化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嘉庆朝《大清一统志》所载数据的异常。通过梳理满汉文史料，可得出嘉庆朝《大清一统志》所载吐鲁番“759户”并非嘉庆二十五年（1820）吐鲁番地方所有的维吾尔人户数，也不是吐鲁番领队大臣直接管辖下的所有维吾尔人户数，其实际上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确定的吐鲁番领队大臣专管之下维吾尔人纳税总额的标志。进一步推论，诸史籍所载吐鲁番户口数据或仅为承担贡赋的户口数，而非真实的全部户口数。     

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

本文否定了学术界关于宋代人口研究的“漏口说”、“析户说”、“户数虚增说”、“男口说”四种观点，提出了“丁口说”观点。作者指出，宋代户口统计对象是丁口而不是男口，更不是男女总人口。为减少免役钱和助役钱的摊派和征收，各地方官都争相隐瞒人丁，这是造成宋代男口数和丁口数都严重偏低的原因。     

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从整体上把握清末人口调查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人口统计知识、理论的传入,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人口统计在中国的兴起。湖南保卫总局的创立可视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的发端,近代人口调查的初兴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的过程。除了民政部(巡警部)主持下的北京户籍调查、全国户口实数调查和宣统年间户口普查外,当时还发生了其他的全国性人口调查、大量的地方性个例调查和一些特别调查。清末近代人口调查既含有传统因素,同时还受到外国殖民者的一些制约。文中还讨论了清末人口调查结果的构成,重点探讨了宣统年间户口普查结果可能少估、多估的情形和不能确定多估少估的情形。     

北魏的“西河胡”与“河西胡”

<正> 北魏时有两支匈奴人分别被称作“西河胡”与“河西胡”,因二者名称相近,易为混淆,且事关民族地理分布问题,故在此特为一辨。 北魏时的西河有两指,一是指北魏所设的西河郡(治兹氏城,今山西汾阳县),如太宗永兴二年,诏将军周观率众诣西河、离石,镇抚山胡(《魏书·太宗纪》)。一是指河曲以北的黄河。穆帝三年,以击白部、刘虎之功,求得句注陉以北地区,其“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魏书·序纪》)。     

魏晋十六国北朝关中侨置武都郡研究

前秦时关中氐人分布的武都是指侨置武都郡。侨置武都郡始于曹魏。曹魏为与蜀汉争夺陇右,将武都氐人迁徙至关中,并先后在小槐里和美阳设置武都郡以进行管理。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反映出此时关中武都氐聚居的地方未置武都郡。十六国初期屠各刘氏和羯族石氏先后统治关中,将大量氐羌迁往关东,因此这一时期在关中侨置武都郡缺乏现实基础。苻健立国关中后,在战略要地宝鸡附近侨置武都郡,是其氐人本位政策的体现。北魏时侨置武都郡始领县级行政单位,统治范围扩大,标志着氐人的关中化,同时它也是太武帝平定盖吴叛乱时分化关中南道氐人的重要战略举措。西魏北周立国关中后受政区滥置影响,武都郡领县减少。隋开皇间侨置武都郡在当权者废郡、保留州县的地方行政政策的影响下消失于历史舞台。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北魏明元帝两皇后之死与保太后得势

密皇后杜氏与昭哀皇后姚氏均受明元帝的宠遇,又都于明元帝去世前三年的泰常五年死去,于是宫中再无皇后。明元帝去世后,太武帝的乳母窦氏受封为保太后,她不仅在后宫得势,还进而干预北魏朝政。对此一系列史实的考证说明,北魏为防止母权干预政治而确立子贵母死之规,但由此派生出保母抚养储君之成例,遂致保母干预政治,其结果竟与子贵母死之规的初衷大相违戾。     

《魏书》校勘札记

《魏书》,北齐魏收撰,全书一百三十卷,分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北魏王朝兴亡史。《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最原始和最完备的资料,对研究鲜卑拓跋部的历史也有重大价值。《魏书》的整理研究,主要经历了北宋、明、清、近代等阶段,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点校本《魏书》,集《魏书》研究之大成,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但有些地方仍可进一步商榷。本文以标点本《魏书》为基础,比勘了有关版本并参考其它典籍,撰成校勘札记若干条,冀为《魏书》之整理研究,贡其一得之愚。     

灵泉寺北齐娄睿《华严经碑》研究

目次序言一刻经碑的内容二刻经碑的镌刻年代三刻经碑与灵裕的护法思想四娄睿与大留圣窟五结语序言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是北朝隋唐时期邺城地区著名的佛教寺院,原称宝山寺,东魏武定四(546年)由地论师道凭所创建〔1〕。北齐时,东安王娄睿成为该寺施主,并出巨资,由道凭弟著名高僧灵裕重加营构。隋开皇十一年(591年),隋文帝出资助营山寺,御赐寺额曰"灵     

蒙古包和古代穹庐的关系辨析

本文认为古文献所记载的穹庐有多种样式,蒙古包仅是其中的一种。根据文献记载,蒙古包是穹庐,但并不是所有的穹庐都是蒙古包,北魏时期的百子帐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蒙古包式建筑,蒙古包的最早定型是在北魏时期。     

中国古代青金石颜料的电镜分析

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微量分析等仪器分析手段对甘肃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青海乐都瞿昙寺等地石窟寺、寺院彩绘艺术中所应用的青金石颜料进行了显微形貌和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从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明十余个朝代,千余年间,不同地区所用青金石颜料的微量元素大致相同。在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样品中发现了Zn元素,经XRD分析证实,颜料中有ZnO存在。     

麦积山第100窟调查与年代研究

麦积山第100窟为麦积山石窟早期很重要的一个洞窟,该窟由于有过数次的重修,对之做系统的调查进而分析其始建年代与重修年代,有利于麦积山石窟成组洞窟及年代学的研究。本文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该窟与第128窟等为北魏太和时期开凿,北魏晚期对该窟进行了重修,宋代再次重修。     

元冏墓志析

《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志发掘报告》报道了元同墓志的情况,笔者细审文中所附墓志拓本,发现墓志除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外,格式上也多有奇特之处。志文有许多别体字,今均用括号注出正字,并加标点移录如下：...     

出土墓志与东魏北齐邺京行里制度探析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的设置沿袭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文献记载往往以里或乡里形式称谓居住地。然而有4方东魏北齐时期墓志,志文记载墓主的居宅异于常例,为某行某里,或某行某坊。通过对墓志时代及墓主身份等因素的综合研判,并结合史书记载,可知东魏初至北齐末,某行某里(坊)是邺京里坊称谓的一种常用格式。"行"的称谓源自邺京行经尉制度,行名与里(坊)名的连用,是基于城市治安管理角度所产生的隶属关系的呈现,在名称上反映了某行区域内里的管辖情况。且行名与里名存在一定关联,将行名与里名对照,可知邺京部分行名与里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