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日本康、梁遗迹访问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康有为于次年4月,由横滨乘轮赴加拿大;10月,自加拿大返香港,途经日本;1910年重来日本。梁启超则在横滨编印《清议报》、《新民丛报》,旅居日本时间更长。康、梁在日本留下了大量遗迹遗物,探访这些遗迹,搜录有关康、梁在日活动的旧闻,是我多年的愿望。 1983年11月至1984年5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讲学和研究,其间也到过京都和神户。在东京大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未来想象及其历史哲学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各自完成了其成熟的未来主义想象。两人的思想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在背后支撑。这体现在康有为完成于1901至1902年间的《大同书》和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两书中。康有为《大同书》的背后是一种千禧年论式的历史哲学,而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想象选择的进路则是可臻完善论。千禧年论和可臻完善论,这两种理念代表了近现代中国转型的两种主要的思想模型,也影响到了现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策略。探讨这两种思想与历史哲学模型,有益于更好地思考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复杂状态。     

同为中西文化搭桥——记严复和严倚云

1998年秋,辜振甫先生偕夫人严倬云由台湾到北京时,访问了北京大学并瞻仰了新揭幕的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倬云女士的祖父严复先生的铜像。这使我回忆起严复的另一孙女、定居美国的严倚云博士当年在北大的故事,以及她后来在美国弘扬中华文化取得的杰出成就。 一个世纪前,严复把西方政治、经济及哲学经典著作《天演论》、《法意》、《原富》等翻译成中文,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先进分子探求西方真理的几个人物时,除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还举出严复的名字。《天演论》影响了中国一代人,如胡适原名胡洪骍,本世纪初他在上海求学时,读了《天演论》,为“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哲学道理所感悟,     

清帝退位前夕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

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研究室 1978年 12月编辑出版的《历史与文物资料》第一期载有署名“丁力”的《梁启超复杨度的亲笔信》一文。丁力认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封未署名的信是梁启超于辛亥十月初六日 (1911年 11月 2 6日 )写给杨度的。但是根据何在 ?丁文并没有说清楚。这封信亦为《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书收录 ,但该书编者把此信说成是梁启超写给罗瘿公的 ① 。事实上 ,这封信是梁启超写给潘若海的。潘若海 ,名博 ,字若海。清末预备立宪期间 ,他是梁启超联络清廷权贵、谋开党禁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内阁成立后 ,梁仍要他担任和袁世凯联络之责…     

戊戌后康梁与维新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3年11月23—27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近代史研究》杂志、广东康梁研究会、广东省社联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举办,莅会学者96人,其中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南朝鲜和台湾、香港、澳门的学者2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49篇。与会者围绕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和维新派的思想与活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内容丰富,新见迭出。现择要序以介绍。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晚清维新派与日本志士精神

晚清知识分子歌吟赞颂的侠客,不仅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所描绘的人物,而且包括许多日本幕末维新志士,两者往往以同一精神面貌出现.日本志士的侠义形象源于黄遵宪的描绘,后被唐才常、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继承与吸收.这种精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而且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日本魂”塑造中国“国魂”的重要思想土壤.     

事记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经22天方销完.虎门销烟是禁烟运动的高潮.是对于数十年来外商贩运鸦片的严正抗议和坚决打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意志.1901年6月7日《清议报》刊登了梁启超的一篇《立宪法议》的文章.梁启超在这里头一次提出了"预备立宪"这个主张,从此,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政治活动的主要口号,由"尊皇"、"剿匪勤王"转为争取实现     

论辛亥革命对岭南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岭南画派和粤剧改革为中心

二十世纪初的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亦成为“艺术革命策源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在前,孙中山革命于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变法维新的同时,亦大力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如其《班定远平西域》,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1]。     

王鹏运年谱（续）

十一月二十八日(1．12),康有为于上海创刊《强学报》。十二月六日(1．20),御史杨崇伊以诽谤朝政名义,奏请禁封强学会。御史胡孚宸奏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清廷下令封北京强学会。七月,梁启超在上海创刊《时务报》。     

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写于何时?

《中日和约书后》亦称《日本议和书后》,原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收藏的康有为未刊稿之一。该稿曾先后于1953年和1981年以《中日和约书后》为题,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政论集》。该文约五百字,原未标明成稿时间。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关于《天演论》的几个问题

《天演论》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既深且广的一部译作。“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胡汉民对《天演论》这一评价,是切实中肯的。迄今为止,史学界对《天演论》的研究还很不够,以至于一些错误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仍在一些论著中流行。如严复翻译的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全部,而一些论著却说是一部分;《天演论》中有不少段落系严复所撰     

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建设

正19世纪90年代,博物馆明确成为国家政治变革计划的一个部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理想。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出四项"要务",建设博物馆即是其中一项。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说,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十六件大事要办,其第十二项是"开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绪帝批准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内有建立博物馆的建议。其后,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     

严译《天演论》与叶尔恺、吴汝纶

严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主要是通过《天演论》翻译,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奠定的。由于知识结构、时代因素,严复的翻译并不是一气呵成,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过程。在那知识饥渴的年代,《天演论》自然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叶尔恺、吴汝纶等对《天演论》传布、定稿,都有不同贡献。     

《天演论》探微

严复的《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名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但绝不是赫胥黎原著的翻版。《天演论》出版二十几年后,一个耶稣会神父写了一本书,名《天演论驳义》,书中的几句话很值得玩味。他说:“赫氏书无害于中国”,“惟自严君又陵译     

民国初年梁启超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遵照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意旨,鼓吹君主立宪,甚至和主张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论战。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他还写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极力主张保存现有皇统来实行君主立宪是解决国内时局危机的最适宜的办法。     

从《物质救国论》看康梁的原则分歧

1905年春,康有为写出《物质救国论》(下称《物论》),作为“救国之急药”,命梁启超印布,却遭到了梁的冷遇。有的研究者认为:《物论》为中国设想了一个“迅速的、高度的、全面的工业化计划”,梁对之表示“轻视和怀疑”,对康后期建设性思想“始终没有理会”,并发表对“物质文明失望”的论调①。据此,作了褒康抑梁的评论。     

红颜知己 闺中良友——梁启超与贵州籍夫人李蕙仙的真挚情怀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