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晋陕调查——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

为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整风的号召,张闻天在参加延安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即下决心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他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于是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九名干部(包括张闻天夫人刘英),组成“延安农村调查团”,由张闻天担任团长,出发调查。     

名人与江苏

张闻天扬州调查 1962年初,党中央举行了扩大会议,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和过失,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张闻天带队对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重点是市场和物价问题,历时两个月。4月24日下午,张闻天偕夫人刘英抵扬。扬州地委书记王大林向张闻天介绍了扬州地区概况和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汇报兴化、高邮、宝应三县因"大跃进"、"公社化"、"五风"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地委为扭转这种局面而制定的若干政策和措施。作为一位重视调研,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     

张闻天在神木的那些日子

正1942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名义上仍负总责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在神木县逗留了43天。七十年后我们回望历史,赫然发现这段看似不起眼的经历,竟是张闻天人生的"节点"与"拐点"。在神木,他确立了"坚持基层调查,从实际出发"的信念,为建国后建设东北、反对"大跃进"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但同时,这也是他跻身中共权力核心的最后时光。从踏上神木那一刻起,张闻天的政治生涯已经由辉煌走向了没落。     

试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的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的讨论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文革"后,"让步政策"论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而认为近代没有"让步政策"却似乎已成定论.作者通过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实行的减浮、减赋、减差、招垦、劝农桑、兴水利等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认定近代确有"让步政策",而清政府的"让步政策",确实让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

"左"倾路线曾在一个时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其后果就是出现肃反扩大化,伤害了众多同志,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陕北肃反就是其中一例。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毛泽东与张闻天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张闻天着手在前;但大众多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是毛泽东一手主持的。欲知详情,请阅《"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一文。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下)

3<"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 (1959年9月1日) 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发生了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万言书",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事情.接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全会通过了题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反党集团",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政策转变还是策略调整?——艾森豪威尔政府"解除台湾中立化"论析

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对国会关于国情咨文的年度致辞中提出第七舰队要改变在台湾海峡的任务,从阻止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变为不再"遮掩"中国大陆.此语被视为"解除台湾中立化"的开始.不少研究据此认为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改变了对台政策,"放蒋出笼",台美关系由此进入"蜜月期".实际上,这一声明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国企图震慑、牵制中共之举,面上有"放蒋出笼"之势,内里却无"放蒋出笼"之实.在美国是否准备掩护台湾军队反攻大陆、是否封锁中国大陆全部海岸、是否对台扩大美援范围和种类等问题上,台美间无法形成共识.美政府以战斗机的交付为筹码,压迫台湾当局正式承诺不改变对大陆军事活动的"模式和节奏",重要军事行动前要征询美国.台湾"中立化"解而不除,美国对台湾的缰绳更加收紧,艾森豪威尔政府"解除台湾中立化"并非一次政策转变.     

怀念前辈作家陈隄先生与我的二三事

正东北著名作家陈先生,以"颐龄天年"驾鹤西去,迄今已二年;他的离世,使中国现代文学即东北文坛失去最后一位老战士……追忆历史与回望往昔:从陈先生生活与战斗过的青春年代,即在"东北被日本侵占的沦陷时期",那会儿还是少年的陈(殊莹)先生,既以手中的笔杆为武器,与萧军、萧红等爱国作家们一道,"以文当武"与日伪统治当局对抗,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卜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张闻天一九六二年扬州之行

1962年,正值我国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张闻天同志南下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的城镇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社会调查,其中在扬州的调查就有14天.由于这次调查者的特殊身份和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外界对张闻天的此次扬州之行知之甚少.     

宪法与双百方针

正一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讲话,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从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     

现代性与社会政策改革——1890-1933年间德国社会政策探析

1890-1933年间德国社会政策的演进,正是以"制度化"与"民主化"为目标的现代性在"国家/社会"这一权力结构中的又一展演.这一发展实现了现代国家在统治模式上的"理性化",从而成为德国现代化的一次尝试.然而"现代性的病态"却注定了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德国社会政策改革的这一历史将成为学界反思现代性的又一途径.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     

高峻思远震泽桥

<正>震泽,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西南水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尚书》)。基因中,震泽就是水,而水关联着桥。地缘吴越分界,震泽广义地诠释为"太湖",为"吴江",似乎顺理成章。史载,震泽因濒临太湖而得名于太湖别称"震泽"。远古洪荒,震泽委实一泽国,"始为洪流,继为泽薮,卒为阡陌"。唐设"震泽馆",宋以镇名之,明"地方三里,居民千家",清乾隆年间繁盛,"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实邑西之蕃屏也"。由此奠定传统意义上的吴江大镇地位。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太湖是中国著名淡水湖之     

构造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民国前期“西南政策”考论

民国前期"西南政策"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扩展到桂、粤五省联合,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相结合,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主张的统称。"西南政策"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同时也存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及领导人等因素,"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代表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959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

1959年9月12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事会议上的会议总结发言中说,外交政策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做法,另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和做法。这里所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以世界革命为宗旨的革命外交路线,所说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张闻天提倡的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以1876-1894年的朝鲜问题为例

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特别是以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为契机,多种政策构想逐渐向"对清协调"的路线统一.而这一变化又在此后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等人的协商交涉之中,在甲申政变、天津条约、朝俄密约、巨文岛事件等一系列时局背景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最终以联清拒俄、承认清廷主导朝鲜事务、默认清军扩大对朝支配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但由于该路线有其背后阴谋,本身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的工具,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结果使其政策在1894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     

中共党史上的两位重要领导人

正张闻天和华国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位重要领导人,他们的历史作用颇为相似,命运却不尽相同。研究党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这两位重要领导人物。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时间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为党的路线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鉴于中共中央屡屡出现的"路线错误",以留苏学生担纲改组了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是"国际路线"不折不扣的执行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国际路线"的正确性受到怀疑,"国际派"内部也顿生罅隙。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争取了"国际派"成员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在政治局中结成"小三人团"。红军湘江惨败后,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威信直落谷底,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在红军存亡之际,毛泽东提出新的进军路线,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继张、王之后,转向毛泽东一边,瓦解了最高"三人团"的最后抵抗。由此,中央的实际权力开始转到了"小三人团"的手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做好了组织上的铺垫。     

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初期,民国时期的农村调查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步入90年代,研究的视野逐渐拓宽;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一批包含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的大型资料集和社会调查著作的相继出版,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研究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趋势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成果数量巨大。同时,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研究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与调查内容相关学术领域的互动,为今后的民国经济、社会、城市、乡村等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形成中国化的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