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

“丁戊奇荒”是指19世纪70年代后半叶(1876-1879年,即光绪初期)发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次特大旱荒。它持续达四年之久,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广大地区,夺去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为害之烈,惨绝人寰,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以往的史学界都集中于此次灾荒的受灾情况和形成原因,而对灾荒发生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空前规模的赈灾实践和善后活动则较少论述。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权作引玉之砖。     

也谈“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即光绪初期)发生于我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一次特大旱荒。它持续了三、四年之久,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到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其为害之烈,为患之深,史所罕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早荒以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为主,这两年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故名;而河南、山西受害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行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目前的史学界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就面世的有关文章来看,或流于简略的概论,或仅是某一省区的局部分     

“丁戊奇荒”时的洪洞县

"丁戊奇荒"是晚清华北地区的特大灾荒,作为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地区,灾荒影响具体到了各个县域,本文以洪洞县为中心,分析"丁戊奇荒"期间的受灾以及中外赈济情况,力求深入了解近代洪洞地方社会。     

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

在中国救荒史上,荒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我国的灾荒救治即是一种政府性行为,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到晚清,政府的荒政功能减弱,社会的剧变引起社会结构的错动,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由他们发起组织的义赈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由荒政到义赈,展示了近代灾荒救治功能发展演变的脉络。     

日本对华的“鸦片战略”

中国人均知中英两次鸦片战争,殊不知,在英国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出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最高决策层有组织实施“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行为的总称。     

日本对华的“鸦片战略”

中国人均知中英两次鸦片战争,殊不知,在英国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出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     

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

当发生较大灾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变动。通过对"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的初步探析,可以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剧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随着赈灾活动的大规模开展,短时间内出现了1877~1879年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局面,这对灾区及外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赈灾成本,严重削弱了赈灾效果,并造成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此外,与既往观点不同,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丁戊奇荒"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果硕硕,多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握整体,鲜少微观考察,更缺乏对灾荒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其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是"丁戊奇荒"研究的新课题。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灾民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遭遇变故后民众的身体伦理变化为考察对象,着力将灾民的身体重新放入其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加深刻地呈现这种变动,进一步引入叙事理论,就灾荒与叙事等理论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实现从灾荒叙事向身体叙事视角的转换。     

日本国有企业民营化动因及其途径

日本国有企业民营化动因及其途径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官永久日本的国有企业大致分为国有国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特殊法人企业三个类型。多数为从事政策性和公益性事业的部门。它们在日本经济的各个发展时期,尤其是在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试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及其新趋势

80年代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黄金年代,其成绩是举世瞩目的。自1984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以来,连年创纪录。1987年又突破了300亿美元,而到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竟达470.22亿美元,比上年猛增40.9％,掀起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投资高潮。此间,对华直接投资也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尤其是1989年末以后,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

长期以来,学界很少注意到,李鸿章推动下的洋务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历经了一次很大的波折:从前半期的高歌猛进,到后半期的停滞不前。在这一进程中,来自"丁戊奇荒"的冲击,是个十分突出的因素。由于清政府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与赈灾活动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博弈局面。而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格局下,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这一事例表明,关于洋务运动本身,特别是洋务建设的具体进程,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挖掘的丰富内容。此外,虽然军务、洋务和赈务通常分别被归入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但在三者发生复杂互动的情况下,只能从实践出发,抓住以政治属性为中心的认知线索,才能勘定此三者在资源分配上的境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经济提携”政策

塘沽协定订立后,日本外相广田推出“协和外交”,企图拉拢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实行“经济提携”。不久,军部和外务省又相继推行“武力外交”和“广田三原则”外交,均没有奏效。接着,佐藤尚武出任外相,推出“经济提携”、“日中亲善”的对华政策。以往,国内学界因史料...     

日本近代对华陶瓷业调查及其影响研究

明治维新后,在殖产兴业政策的指导下,以及对华陶瓷贸易不振等实际因素的推动下,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展了大量的对华陶瓷业调查。日本通过调查清晰地认识了中国陶瓷业,明确了本国陶瓷与中国陶瓷竞市之路。也正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日本陶瓷在对华陶瓷贸易中不断占据有利地位,压制了中国陶瓷器的市场份额,改变了东北亚陶瓷贸易的传统格局。同时,这些陶瓷业调查包含了大量系统的图表、数据、剖面图、示意图等信息,这些信息充分完善了20世纪初中国陶瓷业的面貌,是近代陶瓷科技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沙俄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列强把注意力集中到硝烟弥漫的西方战场,它们忙于相互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乘机而来,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图谋一举独霸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行动,引起西方列强的密切注意。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二十一条”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反应。沙皇俄国在一九○五年败于日本以后,一贯奉行同日本合作侵华的方针,三次日俄密约的签订,就是这一方针的具体化。这     

日本侵占海南期间推行“军票”的过程及其后果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一些占领区发行“军票”以控制经济、掠夺财富,构成其货币金融政策的主要内容。本文以新近发现的日文版《海南岛三省连络会议决议事项抄录》为基本史料,剖析了日本侵占海南岛期间强制推行军票的过程、手段、实质及其危害。     

战时日本对华的图书政策及其实施述略

战时,日本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与破坏,给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目前国内对此的大量研究,多集中于图书损失和掠夺方面,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凶残与贪婪。中国研究者判定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无疑是一场“文化大屠杀”,战后日本政府及某些当事人却称,日军在占领区并没有蓄意掠夺和破坏中国图书文物,相反在华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