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善书院之禁毁看晚明政治与讲学的冲突

首善书院是晚明学者冯从吾、邹元标建立的讲学书院。长期以来,学界视其为东林书院之附庸,从而简单地将其禁毁原因归结为受东林书院的牵连,是党争的结果。但是,首善书院的禁讲和禁毁实际上是取决于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讲学即是结党”。在这种观念下,一切讲学都是与政治相冲突的。而在京察前刻,作为官僚身份的讲学者们在京城的讲学强化了这一政治观念。政治与讲学之冲突于是发生。首善书院之禁毁,正源于此,而于党争无涉。     

安徽书院考

书院是我国宋代以来学者士子讲学读书之所,是府、县官学一个重要补充,也是历史上开展社会教育和学术活动的活跃场所。安徽之有书院,自宋代始。宋皇佑元年(一○四九年)文学家欧阳修知颖州(今阜阳)时,建西湖书院。据清乾隆《颖州府志》载:“宋皇佑元年,欧湖修守颖,爱西湖之胜,乃建书院于湖之南。”这是我省有史可考的最早书院。有人认为欧阳修建立的书院,是他“玉麈高谈”、“吟哦为乐”之所,不是士人谈书讲学的书院,这是不符史实     

无锡东林书院藏古代书画综述

<正>东林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亦名龟山书院,为宋明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的理学传播中心和著名书院。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为当时著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之所。元至正年间废为僧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同倡捐资修复书院,并相继主持其间,聚众讲学,享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林"之赞誉。1956年10月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它不仅是旅游胜地,更     

企业文化结合古代书院制度的思考

书院是在我国唐宋期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方式,同时也是文化传播、学术酝酿及学术宣达的重要基地。书院的最初形式是藏书、校书之地,随后发展为聚徒讲学之地,到南宋时期,几乎取代官学,成为主要教育基地。书院所提倡的重学与提倡讲学之风,支配与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武汉的古老书院

书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所设立的讲学肄业之所。最早的书院可上溯到宋代四大书院,即白鹿、石鼓(一说嵩阳)、应天、岳麓书院。自明以后,书院为习举子业而设,数量愈增。清朝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从抚臣袁廓宇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嗣后各直省以次建立。直省省城所设立的书院,由政府拨给经费,供给师生膏火。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选聘德才兼备足为多士模范的人担任,并不分本省外省和已     

庐山国学师生考

一 书院教育自宋代以后无疑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形态之一,李弘祺先生即称书院讲学是近千年来中国私家讲学的惟一显著的制度①.当今学界关于书院的研究尤其是在其规制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但在关于书院起源的问题上则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建于南唐时期的庐山国学,是五代十国教育史上最大的亮点,也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史上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它作为宋初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被很多学者看作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起源③,但同时又有学者则根本就不认同它是书院④.     

明代政治社团型书院:东林书院

正东林书院,为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理学家杨时创建。杨时,学者称龟山先生,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高足,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南传其师说而著称。东林就是其弘扬师说,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他居院讲学十八年,成就众多人材。其学传至朱熹,终于集大成而成为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数百年的官方哲学。因此,东林书院也就因承接程朱而有"洛闽中枢"之称。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城东门。据史志记载,杨时"素爱庐山之胜",曾在佛教净土宗始祖慧远和尚聚众评     

广西书院钩沉(二)

正理学助推复兴宋以后书院与科举若即若离,或彼此消长。元朝对书院教育提倡不足,控制有余,仅修复几所前朝书院了事。元代广西考中进士(文科)的仅10人。明朝建立后约100年间,府、州、县学比较发达,书院不被重视。嘉靖以后,府、州、县学由盛转衰,自由讲学之风盛行,书院进入兴盛期。明代广西有书院70所,主要分布在府治所在地的州县,包括桂林、     

湖湘文化重镇:岳麓书院与石鼓书院

正湖南是书院出现较早的地区。攸县光石山书院创建于唐开元以前,为中国最早的民间书院。随后书院文化在这方土地得到大的发展和繁荣,曾经的三湘四水、城镇乡村,皆见书院。湖南书院声名之大,得于湘水之滨的石鼓、岳麓书院。宋初有天下三大书院、四大书院、五大书院之说,岳麓、石鼓皆名列其中。南宋时期,二书院同为朱熹、张栻讲学之地,是理学研究与传播的大本营。明代王     

书院起源名与实

书院之名昉于唐代开元年间,书院之实源于春秋私学,经盛唐吸收修书院与官学藏书、讲学两项优长,晚唐产生实体书院。成熟书院特征为学校性质、从事终结性教育和兼容精神。考查现存资料最祥出现时间较早的唐末东佳书堂,认为东佳书堂已经完成了传统私学向书院的过渡。书院起源时间应在晚唐,唐末初具规模,也较为普及。     

《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石幢考

在中国诸种信仰中,唯道教为本土而生。因道家采儒、墨之善,集名、法之要,素来信徒弥众,与之有关的遗物也屡有所见。洛阳古代艺术馆石刻陈列室展出的《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石幢即是其中之一,原由洛阳博物馆征集。...     

《古今图书集成》土地数据的价值及存在问题

《古今图书集成》辑录了省、府、县三级土地数字,上限"原额"大体是明万历清丈后的数据,下限截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这种基于分县统计资料的全国性大汇总,是明清土地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断面"基准"数据。征引的方志有些现已难以查到了,故而登录的土地数字就愈显得珍贵。可是,《古今图书集成》辑录的土地数字来源于官修方志无论在统计口径,还是在数据单位内涵上均存在着繁简不一、登记纷乱的现象,误差也很大。只有对其资料来源、属性和存在的问题作切实的了解和尽可能详尽的考订,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利用价值。本文对《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土地数字存在的时间断面、土地类型、统计系统和数字属性等问题进行考证鉴别,旨在厘清土地数字的真实性、可靠性,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达到科学收集和利用历史数据的目的。     

长城重镇 军事与建筑的双料明珠

山海关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建关设卫以来．历经洪武、成化．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六朝283年的修筑．形成了境内长城南起渤海之滨的老龙头．北至与抚宁交界的九门口．     

关于兰溪建置沿革的几个问题

中国朝代有年号,一般认为始于汉武帝。此后,每个皇帝均要建元立号,直至中华民国。大多有关兰溪的志书记述兰溪建县于唐咸亨五年(674年),但各种权威工具书都认定公元674年乃上元元年。而且实际上,唐咸亨只有四年,并没有五年。武则天于674年改帝号为"上元",并从这年的八月开始了她的"天后"时期。兰溪的建县时间,恰好在这年的八月,正好进入了上元元年。文章认为,大概是当时的史官站在正统观念上,对武氏女皇执政,心存腹诽,因而长期不愿改用新的年号记事,故而将兰溪建县时间记为咸亨五年。     

清末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始末——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及舆图资料为例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李鸿章(1823—1901年)奉派担任特使,与日本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随后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清廷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两港口租予俄国,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扩张,即向清廷提出要求租借威海卫。依据档案史料记载,英国租借威海卫是经过分析与策划并与列强交涉协商后,即与清廷进行威海卫租借交涉,并逼迫清廷签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划入其势力范围。本文拟以《租威海卫专条》原件以及相关舆图、“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英租威海卫案》等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史实作简单的探讨。     

四川渠县礼义城遗址调查简报

2015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四川渠县土溪镇洪溪村9组的礼义城遗址展开了全面调查,发现了城门、城墙、水井、池塘、碑刻等遗存,基本理清了礼义城的范围与布局,尤其是在城内发现的多通宋代至明清时期碑刻,为研究宋元战争史以及礼义城的变迁历史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明代顺天府地区巡检司的设置、演变与分布研究

巡检司是明代维护基层治安的重要机构,顺天府地区作为明代的首善之区和边关重地,前后共设置了22个巡检司。通过对这些巡检司的设立时间、裁革时间、衙署驻地及治所迁移情况进行详细考证,发现这些巡检司大多分布在长城沿线重要的关口或运河沿线主要的节点附近,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有两处,分居京师东西两翼,分别在京师西部山区和京东运河沿线。这两条线关系着京师西部的治安和东部的漕运,因此一直受到重视,巡检司分布得较为均衡,且长期稳定。从数量上看,明初洪武年间巡检司较少,永乐年间设置的巡检司最多,并奠定了此后顺天府地区巡检司分布的基本格局。弘治末年至正德初年,巡检司数量达到最高峰。此后由于国家财政的困难,巡检司在嘉靖年间被大量裁革,它们对基层的控制也日渐式微。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与得失

入清以后由于监控蒙古和防御沙俄的需要,呼伦贝尔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清朝先后两次向这里移民,第一次在雍正年间,第二次于光绪末年。两次移民对呼伦贝尔地区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本所探讨的虽然只是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但其中所反映出的人地关系问题,于今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趾地区就成为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后300余年间,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随着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从而使交趾三郡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南部边疆。内地移民是汉代南部边疆开发的生力军,是交趾三郡统一于汉王朝多民族国家整体的主要社会基础。     

唐宋时期钦州徙治事蠡测

钦州于隋开皇十八年得名,唐代或为钦州,或为宁越郡,宋元以降,地名未易并沿用至今。纵观钦州历史地理沿革,其治所凡四,为钦江、灵山、南宾和安远,唐宋时期共历三次迁移。史籍对钦州治所的三次变迁有近十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不同说法逐一辨析,推断钦州治所在唐天宝元年到北宋开宝五年之间,自钦江县初徙灵山县,在今灵山县旧州镇;北宋天圣元年,自灵山徙治南宾砦,在今灵山县灵城镇;北宋嘉祐六年,又自南宾砦徙治安远县,即今钦州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