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史学观念——中国历史数据库与史学理念方法关系探析

历史数据库是数字技术与史学观念相互激荡的产物,它既是史学研究方法的技术载体,又改进、创新着研究方法。典藏检索型数据库的研发基于传统实证史学理念和文献考据方法,量化分析型数据库的设计则植根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与统计学方法,而数据库又使这两种史学方法得到改进,发挥出最大效能。近年来,数字人文这一技术革命催生的数据库,给史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可能,并且与注重文本脉络与历史脉络交错关系的当下史学趋势暗合。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关于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思考

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变迁;其研究方法要求做到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本土化以及其他学科方法史学化;从学科价值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社会史的内涵,而且可以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解放以来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

科学的历史比较,是深入研究历史、帮助发现并阐明历史发展真相和规律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历史比较方法没有得到广泛运用,对这一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及利用它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论作很少。文革期间,江青集团及其控制的写作班子,大搞阴谋史学,滥用庸俗的历史类比,给我国史学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历史比较方法的功能

历史比较方法是近年来应用较广的一种史学方法。尽管在中外史学史上,有许多人在历史著述中进行过比较,但自觉的、系统的历史比较是现代史上的事情。1928年,在奥斯陆国际历史学家第六届代表大会上,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做了《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转型一瞥

近三十年来的英国史研究一改传统史学的特点,在经济史、文化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计量方法得到运用,理论概括得到加强。这些新特点表现了传统史学方法的更新,对于解释英国历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

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这是因为,阶级分析方法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解决一切问题;在阶级分析的适用范围内,如果仅仅运用这一方法而不用其他方法,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是由多种方法组成的方法论系统,阶级分析是其中一种,不是全部。     

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式刍议

如何将历史学同信息化这两个分属不同知识体系的学科加以融合,以实现信息化应用向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引入,属于史学方法论研究不应回避的前沿课题。本文以人类认识、总结历史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为立论出发点,尝试提出“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型”解决方案,并从历史研究主、客体角度就不同层次信息化应用作了具体阐述。笔者认为,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之映射,对其建构有助于正确认识、理解和实现历史学同信息化的沟通和融合。     

从社会性质出发: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史学方法的核心是思想方法、理论方法,而非技术方法、研究方法。近代以来,具有主导性、占据核心地位的根本性史学方法是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它理论层次最高,具有方法论意义。在这一方法主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了完整的史学知识形态。从20世纪70年代起,背离或驱离这一方法在西方国家成为思想与学术主潮,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出现漏洞,"新清史"与"中国中心观"便是典型样本,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这一方法指导下坚持从内外因素结合的全视角考察中国历史,不仅先期避免了西方汉学界以"要素"肢解"整体"的研究缺陷,而且预先包容和回应了西方汉学家内设的问题。真正科学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不属于历史决定论,而属于历史根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