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知识结构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儒学基础,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核心,且无论儒学还是西学,都受到其老师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然而,梁启超将传统儒学及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作为理论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宪政理论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气魄,应当是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坚持和学习的     

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王学对明清之际西学的接应及其意义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特别是王学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这对于明清之际信仰价值系统的重建是有意义的.     

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从,推进中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

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到现在,必须构筑自己的话语,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就很难有突破. 回顾中国学术史有两个明显的时代:其一是"古代",其二始自"近代"."古代"学术延续了几千年,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东西."近代"学术起于西学东渐,到现在已基本纳入西方的模版,连"国学"这样的老国究也都被放进了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之中.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大规模引进西学,开始了中国学术的彻底转型,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学术封闭的状态,让国人接触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知道了许多新东西,因而对改变国人的观念、推动中国转型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则助长了一种新的思想定见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中国的都是落伍的,为了追赶"进步",中国学术以模仿西方为目标,导致20世纪中国学术"欧化"、"美化"以及一个时期的全盘"苏化".西方(包括苏联)学术的方法、语言乃至结论都被直接使用,西方话语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研究.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晚清的盛衰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萌生于明清之际。由于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曾经一度流行。晚清,由于西方近代学术的大规模涌入,两说盛行一时。当时提倡西学者,几乎无不论“中体西用”,道“西学中源”,可见两说是有助于西学输入中国的。随着西学输入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两说的弊端也日益暴露。1890年前后,首先出现了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但也引起了卫道者的强烈反弹,王仁俊、刘岳云等捍卫此说,撰成《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张之洞的《劝学篇》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改造,并对“中体西用”论加以系统阐述,是一个折衷新旧的救时方案。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两说都在20世纪初叶为时代所迅速抛弃。“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交相为用,其演变和消长反映了我们这一文明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途径。     

黄遵宪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正>清代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危亡,惊醒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开始认真探索中国的出路,具有强烈政治改革意识的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位。黄遵宪不仅在外交、教育和诗歌改革方面有所成就,而且在法治建设领域也多有建树,其"因民之所欲而为之"的立法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批判封建主义和君主立宪、以法治国的主张,以及积极引进西方警察制度、改莠为良的刑狱思想等,     

斯宾塞社会学思想在梁启超方志观中的体现

近代,由于西学的传入,许多中国学者受到西学的影响。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方志观中也体现了西方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的内容。本文拟就此问题略做分析,从而引发大家对社会学在新方志研究中所起作用的思考。     

贵阳最早的造纸厂

20世纪初期,人们开始意识到西学中用的重要性,开始学刊西方进步思想、科学技术,以期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的局面。各地方丌始发展新学教育,引进先进设备,办工厂、学技术。从1898年开始,贵州各界进步人士紧跟时代的步伐,贵州的华之鸿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在贵州领头走“实业救国”之路。 存贵州近现代史上,由华之鸿创办,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继承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从1911年10月正式开业到1952年4月停业,历时近41年。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     

山西大学早期独特的办学模式

山西大学是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于1902年创办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二所国立大学。在她早期的办学历史中,分为由中国人主理的中学专斋和西方人主理的西学专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王甲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处处体现出中学和西学的不同,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及其明治维新观

明治维新的成功,对近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派中的王韬、郑观应、左宗棠,维新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以至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对明治维新有所论述,希望从中吸取经验和力量,并为各自的政治主张找到先例和依据。其中黄遵宪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变革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历经八载寒暑,呕心沥血著成了几百年来少见“奇作”的《日本国志》,形成了他对明治维新的独特见解。本文拟对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作简要评析。一、呕心沥血著“奇作”。黄遵宪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帝国国势日衰,西方列强不断侵人,一系…     

以王韬为例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王韬传统思想近代化的转变代表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正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一般过程。而王韬个人的特殊经历,对西学的体认和与西方传教士的亲密接触,其儒家传统思想的转变,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特殊性。     

乾嘉学术与西学

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的兴趣。“西学中源论”却阻止了中国学者更进一步地接受西方科学。     

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的西学宣传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宣传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戊戌、辛亥和五四这三大新思想新文化高潮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若就社会影响而言,则他在辛亥时期的西学宣传尤为重大。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在该时期的劳绩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允实的评价。本文认为,按实言之,他在该时期的西学宣传又是跌宕起伏,脉络分明,因而宜加具体分析的。1902年前后,为他执掌中国思想界牛耳的黄金时代。他广泛介绍西方新理新说,成为20世纪初汲引西方新泉灌溉中国荒漠的思想土壤的前驱,那片洋溢着生意的绿洲,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前期,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西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许多西方书籍被介绍到中国。以礼仪之争为转折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西学东渐"终归于失败。     

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自治思潮在中国的出现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本文主要介绍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的内容、地方自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他的地方自治实践活动。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现了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追求民主、探索宪政之路的不懈努力。     

清初抑制西学探论

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因朝代更替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传教士在清宫中除接触皇帝外,与公卿士大夫已很少交往。其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又因满汉对立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康熙帝既未对西方社会与自然科学进行深究,也并未倡率天下以身示范,其利用西学只在于显示“柔远能迩”和“圣学渊深”。西方殖民侵略引起国人对西人的警觉与教廷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导致西学终被取替。     

康有为中体西用思想初探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早年学习西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康有为的思想仍然属于中体西用的范围,但是又不同于以往的中体西用思想。他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先进知识分子"中体西用"思想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中体西用"思想。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韩〕曹世铉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自从西方大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的思想文化,便开始产生矛盾和冲突,经过社会的变动以及志...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