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太行区党委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1942-1945)

抗战期间的整风运动,堪称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则被视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整风中的典型。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太行整风最初呈现"似整非整"的延宕状态,但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太行根据地终将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其中,太行区党委党校的四期整风班,特别是第二、三两期为整风的关键。整风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主要采取以自下而上思想动员为特征的运动式党内治理办法,却也结合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其间虽因审干出现一些偏误,在收束问题上也未尽顺利,但领导人总体上保持了冷静和理智,可谓"失焦而不失控"。     

学习、审干、民主检查: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整风运动

山东的整风运动自1942年开始至1945年结束,主要包括学习与审干两个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至民主检查阶段达到了高潮,且由于罗荣桓的制止未发展成大规模的肃反。整风审干,本质上是中共组织的一次纯洁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一元化在山东的推行。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确立了其在中共毫无争议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山东的整风中,既突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也强化了罗荣桓在山东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山东一元化领导的成果,确保了延安对山东的绝对领导。     

延安整风中的周扬

１９４２年在陕北延安，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但是运动中扩大化的作法，不仅使大批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被整肃的对象，而目运动方式还成为其后党内运动的一种摸式。当时，颇受毛泽东信赖的周扬正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为整风中的领导和骨干，其对《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的批判，可谓后来风靡全国的大批判语言及文体的滥觞。《延安整风中的周扬》一文介绍了周氏在其中的种种表现及一些矛盾的作法，读之令人感慨深思。     

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探

本文围绕着应客观反映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用翔实的史实说明,七七事变前后,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已基本恢复。并成为华北最大政党,进而指出在八路军未投入开辟抗日根据地之前和八路军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暂时未到达的地区．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即先机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首次提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分为三种类型,即以八路军分兵发动群众为主、八路军与地方党组织协同配合、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主。     

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运动的历史逻辑与演进脉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并不是一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由提倡生产工作到推动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进而构想发动“第二个生产革命”的过程,其间交织了武装与生产、前线与后方、公家与私有、武力与劳力、商业与农业等之间复杂的关系,农业生产的运动与组织并非是顺利无碍的,各个根据地乃至同一根据地内的客观环境与党政军民的思想各不相同,为大生产运动的展开制造了现实困境。各个根据地差异性极大的生产运动与复杂的经济关系,既展现了中共在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展开生产运动时的多维面相,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培育农业基础和改善军事财政状况的过程中,将生产运动与思想整风、民众组织、干部教育、军队整顿等相结合的策略。     

回忆延安整风

我是一九四○年六月以党的“七大”代表的身份从晋察冀根据地到达延安的。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党中央推迟了召开“七大”的时间,我就留下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身边一直学习和工作了五年多,亲身参加了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是终身难忘的。这次普遍的全党整风运动,经过了长期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     

“党内的妈妈“任弼时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人正直,公道正派,不论是在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长征途中,还是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代表负责人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都是坚持真理,爱护干部,致使王明、张国焘、康生一伙惧怕他,而广大干部群众非常尊敬,爱戴他,亲切地称他为“我们党内的妈妈”。详情请读《“党内的妈妈”任弼时》。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下)

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俄国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整风的目的，在于求得思想统一，进而求得真正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因此，毛泽东发动整风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图。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从1942年8月起，中共中央就陆续制定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关系问题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一步步提出了规范上下级关系和全党服从中央的具体模式，力图解决各根据地“机关庞大，系统…     

从冷清到热烈——从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的变化看中共的社会动员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根据地政府从密切"官"民关系,开展社会动员的需要出发,加强了对公历新年活动的组织领导。通过新年团拜、军民联欢等方式,中共以公历新年为契机,展现了政府和军队的亲民形象,推动了根据地中心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深入,政府和军队的民主作风和严明纪律,也都改变着民众对"官"的传统认知,使他们对公历新年这个官方节日做出了积极回应。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从冷清到热烈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利用现代节日符号开展社会动员的努力,也反映了根据地官民之间日益亲密的互动关系的形成。     

延安审干运动中的柯庆施——来自亲历者的回忆

延安审干运动中令人震惊、至今难忘的一事是柯庆施被怀疑为＂叛徒＂。康生要先整倒柯庆施,接着整倒一批老干部。说柯庆施是暗藏的特务1942年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整顿党的作风＂,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的起因

康生根据国民党有意散布的假情报,不断向毛泽东汇报,说延安“特务如麻”。1943年,全党整风运动尚未结束,延安就开始了审查干部的运动。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为“抢救失足者”运动,并出现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其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迫在眉睫,国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     

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简称中共中央组织部或中组部,是按照中共的宗旨和组织原则建立的常设工作机构。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工作部门,它的任务是管理党政军民学各类干部的调动与配备,各地党委的组织工作,各地人员来往的输送以及党员和干部的培训教育。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根据工作实际,各工作机构经过不断地调整,中央组织部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充实,成为中央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是中共中央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助手和参谋。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界进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延安时期中组部的机构沿革、自身建设、任务演变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就整体而言,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理念、理论和实践,主导了当代中共干部管理政策走向,亦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其政治运作。其历史贡献为新时期中共加强组织建设,保持纯洁性,获得一些重要启示。     

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经历的审干与“抢救运动”

半个多世纪前,延安整风中那一不和谐的插曲——审干与“抢救运动”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鉴戒。黎辛先生的回忆专文中,记下了他在延安《解放日报》的亲见亲历,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反思。     

在实验学校得到锻炼成长

我所经历的一段培养妇女干部的情况,主要是1944年至1945年在晋绥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期间,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晋绥党校二部。1944年整风审干运动结束,到甄别阶段时,为培养抗战胜利后能够开辟新局面的干部,成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学员大多来自各地区的县区等方面的基层单位的干部教师,也有少数部队的干部、战士,还吸收了一些家在敌占区不甘被敌奴役志愿献身抗战的热血青年。学校分设五个学习队,一队有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的几个片段

<正>1942年春,首先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本文所辑录的整风期间的若干事件和片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回顾历史,启迪我们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毛主席像章的兴衰沉浮

报载,最早的毛主席像章,是１９４２年为纪念抗日根据地发 动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而制做的。一枚为“学习像章”,以党旗为底,左下角有“学习”二字,右边是毛主席留着分头的正面像;一枚为“埋头苦干像章”,“埋头苦干”四字反白,左上角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 １９４５年４月 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主席团成员除毛泽东外,每人都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国第一枚用金属制做的毛主席像章,刻制者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 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延安整风清算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达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统一和团结;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那时制做并佩戴带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无疑是同志们发自内,Ｃ对毛泽东同志的尊敬,表达了大家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Ｃ。 由于当时根据地生产手段的落后,制做的像章数量极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