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取缔一贯道的报告

按:全省取缔一贯道运动,从开始准备到全面行动,我都直接参与了,情况较熟,这是我代省委写给中央的专题报告.刊在华北局《建设》上.山西会道门历史长久,组织庞大,约有150多种名称,百万多道徒,其中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为一贯道.其绝大多数道众虽系被骗群众,领导核心则多属反革命分子,是我省社会治安上一大隐患.为了杜绝反革命活动,就必须取缔一贯道.所以我们把彻底取缔一贯道,当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取缔一贯道的工作,着手于1949年冬,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50年11月中旬才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全面取缔.照预定步骤,全省在同一天内,一齐下手,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2050名,破获了密室暗道93处,搜出了大批反动文件证据,没收了道产、商店89处,粮食2500余万斤,金银元宝等也不少,给了一贯道的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目前正在清审捕获其道首,同时深入发动群众,展开揭露工作,办理村级小道首的登记、悔过及道众之诉苦退道运动.这次全面取缔工作,规模很大,做法稳当,秩序井然,设有造成恐怖,未发生任何骚动.其原因有六:一、准备充分.为了取缔一贯道,我们的准备工作整整搞了一年.这个准备工作包括:(1)打入侦察,确切地掌握了一贯道组织、人物活动、财产、联络等方面情况.(2)重点取缔实验.上半年各县都搞     

建国初期山西取缔一贯道经过及经验

半个多世纪前,作为各种会道门之首,曾经在山西省喧嚣一时,活动十分猖獗,严重影响农村生活和社会安定,成为群众走向生产发家致富道路上障碍的一贯道,经过严厉打击,坚决取缔,终于冰雪消融,彻底瓦解。如今这个充满了罪恶的邪教组织,已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封中,鲜为人知。本文根据作者发表的报道及笔记资料,对发生在山西大地上这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作一回顾。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可资借鉴的新意。一贯道的罪恶内幕一贯道的前身是北方一个秘密结社组织。清末明初,山东人刘清虚将其定名为一贯道,利用战乱和天灾之机,在山东、河北、内蒙古广为发…     

抗战时期山西国统区的金融体系

抗战前,阎锡山在山西形成四银行号的金融体系,对山西的经济建设进行支持。1937年山西沦陷前夕,阎锡山将四银行号合并为二银行号,迁往晋南、西安。相持阶段到来后,为维持盘踞在晋西的庞大军政机构开支,阎锡山开办"华利号""裕中商行",与省银行一道构成了战时金融管理机构,通过发行"晋钞"纸币,从事商业投资等行为,维护其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锡山将其他金融机构合并,重组省银行,成为战时统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北方局转战山西大事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北方局这一北方党的重要领导机关奉命进驻山西抗战前线,领导华北地区党和人民为创建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以及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本《大事记》简明而真实地再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从1937年7月奉命进驻山西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撤销这8年间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劳动英雄运动研究

劳动英雄运动是根据地政府为了动员群众参加生产而发起的群众运动。通过运动,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劳动英雄群体被塑造出来。劳动英雄在发挥榜样的力量,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根据地社会的治理和改造过程中,成为新的乡村领袖的代表。劳动英雄的农民出身和群众作风,使他们在乡村社会更易得到群众的支持,保证了政令的有效贯彻。可以说,劳动英雄的塑造是根据地政府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改造的成功实践。     

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

我国早期治义和团运动史的学者陈捷先生曾经写道:“义和拳本拳术之一种,继以习者日众,改名曰义和团。每传拳法,必集二十五人为一团。团有团首,团员聚散皆从其令。相传总首领李来中,陕西人;或谓总首领曰王觉一,居四川;天津人则谓祖     

抗战时期中苏易货矿品出口探微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与中国共签订了三批总数为2.5亿美元的援华贷款。苏方对华提供"工业品及设备",中国则以农矿产品偿还,其中钨、锡、锑等矿产品对苏易货偿债工作由资源委员会负责。本文依据档案文献史料,对战时矿产品对苏易货偿债具体办理经过,如交运数量、交货方式、运输路线、账目结算,以及经历的波折等具体情况,略加梳理考证,以期对中国抗战的"全面性"以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度联系,有更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抗战时期日军对山西的毒化侵略

实行鸦片政策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项基本国策,而非其军政机关在华的偶发性事件。日军侵入山西之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广大人民身心所遭受烟毒之折磨绝不亚于战争的直接侵害,其社会危害程度和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绝不亚于战争的直接破坏。显然,鸦片是日本进行政治、经济与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     

社会毒瘤——一贯道

邪教与道门在历朝历代都曾出现过。 这有很多例子。前几年出现的“法轮功”,就是一种邪教组织。解放初期在华北数省泛滥的“一贯道”,也是一种反动的邪教组织,或称反动“道门”。     

全面抗战时期张君劢与蒋介石关系探微

1937—1945年,张君劢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经历了“合作-分歧-缓和”的过程。从1938年互换函件到1939年蒋介石同意张君劢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可称为二人短暂的“蜜月期”。自1940年张君劢同曾琦联名致函蒋氏起,张蒋关系逐渐疏远。1941年北平沦陷区国社党人接触敌伪,加深了蒋氏对张氏呼吁民主动机的猜忌。1942年昆明“倒孔”学潮后,蒋介石对张君劢的不满爆发,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二人关系跌落谷底。1943年起,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张氏主动示好,张蒋关系有所缓和。1944年蒋氏批准张氏赴美,后任命其为1945年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全面抗战时期张蒋关系的分合,主要因二人对宪政理解不同和政治性格不同所致。因自身秉承反共立场及受民国政治逻辑制约,抗战中后期张君劢政治态度并未“左转”,仍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并与之合作,希冀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一贯道”的罪恶内幕

半个多世纪前,作为各种反动会道门之首的“一贯道”曾经喧嚣一时,如今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充满了罪恶的邪教组织被掩埋在历史的灰尘中,不为人所知。本对它的来龙去脉作翔实揭露,告诉人们这一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     

抗战时期日本对山西工矿业的掠夺与破坏

日军侵占山西之后,立即将山西工矿企业纳入其整个经济殖民体系,进行无限制地开发和利用,希图将包括山西在内的整个华北建设成为重要的殖民地和提供经济共荣的主要基地。在这一过程中,日军确立了以原山西公营事业所属各厂矿为基干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工矿业掠夺体系,其开发对象均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战略物资,从而导致山西经济出现畸形化发展态势,进而阻碍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整体成长。特别是日军对工矿业设施的超度使用以及大量拆迁和破坏,从根本上颠覆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基础,使山西遭受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北京一贯道及其被取缔(下)

1.调查摸底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从解放后到1950年底,经历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调查准备工作。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正如罗瑞卿同志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所说:“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进行活动,     

二 我是怎样参加一贯道的

（一）从我的家庭说起1919年,我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9岁开始在本镇县立完全小学读书,因家境贫寒,毕业后未能升学,想谋生年龄还小,只好在校续读一年。在这期间,我常到本族的一个叔祖父家去玩,他因喜爱评书,家里存有各种小说。诸如：《封神榜》、《济公传》、《七侠五义》、《石头记》、《镜花缘》、《精忠说岳传》、《东、西、南、北四游记》、《聊斋》以及“包公”、“施公”、“彭公”案,征东、征西之类。这些书,对当时粗通文墨,求知旺盛而又好奇的我来说,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如饥似渴地把所有小说全部看完,不辨良美,囫…     

北京一贯道及其被取缔(上)

臭名昭著的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 党所掌握和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反动地主、流氓恶霸,他们利用这一织织,欺骗敲诈道徒,聚敛财物,奸污妇女,以满足一己的私欲;同时又卖国投敌,为虎作伥,进行各种反革命政治活动,甚至企图策动武装暴乱,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就决心予以严厉取缔,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挽救广大受骗道徒。 北京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是在建国后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进行的,是一场深刻剧烈的群众斗争。     

“一贯道”在日伪时期的恶性发展

<正>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汪伪政权曾竭力扶植各种封建、反动的会道门,作为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名目繁多的帮会中,“一贯道”由于得到日伪上层人物的支持而迅速膨胀,短短几年就进入“鼎盛”期：它的道坛遍及华北、华东、华中以至整个沦陷区,拥有道徒近百万人,势力渗透到汪伪政权的各个部门,成为日伪统治的得力工具。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 ——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

论文从国共合作抗战背景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情况、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发展及国民党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遏制及中共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干部构成、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方面,受到中共的深刻影响。在中共的引领下,该团在东江流域积极开展民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呼应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国民党中央在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方针后,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容忍转向防范。广东军政当局制造"博罗队事件",企图取缔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坚持其自身作为华侨团体身份的合法性,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使得"博罗队事件"和平解决。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则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邓小平在山西大事记(1937年7月——1945年10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随同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同刘伯承师长一道指挥一二九师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邓小平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等要职.他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徐向前等一起,领导开创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以大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历程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

民间小戏,作为草根文化的代表,其产生、发展、兴盛与乡村社会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抗战爆发后,政治的强大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对乡村戏剧的改造就是其中之一。处于战争话语下的民间小戏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民间文艺中,融入到乡村生活中。本文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战争话语下草根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能方面的转变及其与政治在乡村社会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