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清到热烈——从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的变化看中共的社会动员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根据地政府从密切"官"民关系,开展社会动员的需要出发,加强了对公历新年活动的组织领导。通过新年团拜、军民联欢等方式,中共以公历新年为契机,展现了政府和军队的亲民形象,推动了根据地中心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深入,政府和军队的民主作风和严明纪律,也都改变着民众对"官"的传统认知,使他们对公历新年这个官方节日做出了积极回应。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从冷清到热烈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利用现代节日符号开展社会动员的努力,也反映了根据地官民之间日益亲密的互动关系的形成。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火线与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

战争年代,军鞋是战士武装双脚、长征远战的基础物资,也是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保障。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以无偿征派和有偿代做的勤务模式,动员妇女制作布鞋支援军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继承以往军需供给的经验,在新解放区适时推广军鞋订购模式,广泛发动各阶级妇女制作军鞋,并克服诸多困难输送前线。作为拉近军民关系的情感纽带,军鞋将身处后方手握针线的妇女与在前方火线上拼搏的战士拧成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保障了人民战争的胜利。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疾疫流行广泛,疟疾、痢疾、伤寒、麻疹和流行性感冒等尤为严重。边区政府和军队从"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出发,积极建立各级卫生组织,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开展积极的卫生防疫宣传和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切实实施包括组建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帮助各级政权训练卫生防疫人员、协助地方卫生工作、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等各种卫生防疫办法,不仅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各种疾疫的流行,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而且转变了根据地民众的卫生观念,破除了根据地民众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增进了广大民众对边区政府和军队普遍的政治认同,为其后的卫生防疫工作尤其是新中国的疾疫救治和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的群众工作——以鄂豫边区为例

抗战时期,大别山区位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战斗的前沿,特别是武汉沦陷后,大别山区由于临近武汉,京汉铁路过境,连接南北、易守难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及时派党组织和军队挺进大别山,创建以鄂豫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军队——新四军。大别山区的党组织坚决有力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战政策和路线,开展了红红火火的群众运动,争取和团结了大别山区大多数民众,建立了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中共在大别山区开展群众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值得今天研究和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

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为了解中共对军队的管理提供了具体例证。日常卫生问题不仅关乎士兵的身体健康和所处的清洁环境,也关乎中共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同时也是八路军和日军战斗的内容之一。因此,中共一方面注重士兵个体的卫生,并培养士兵注意日常卫生,另一方面加强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了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在士兵日常卫生工作推行过程中,中共采取了动员与教育的多种措施,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推行的阻力。士兵日常卫生措施的推行为增强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双拥”工作探究

拥军优抗、拥政爱民的“双拥”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民众和抗日根据地政府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紧密联系,在抗日根据地由小到大、中共军队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日伪军为此不断“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在严峻的形势下,抗日根据地的“双拥”工作成为中共与日伪进行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推行“双拥”工作的过程中,党政军民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影响了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和壮大。有鉴于此,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相关政策,对“双拥”工作进行调整和完善,要求根据地的八路军深入群众、尊重根据地政府,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则通过战前动员、战后保障以消弭民众的忧虑,从而构建了党政军民“责任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加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双拥”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

冀中根据地是中共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重要且特点鲜明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公粮征收经历了从摊派、村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的过程。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冀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整齐不乱的统一累进税既能增加财政税收和公粮收入,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是冀中农民"不怕拿"的根源所在。     

战时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模运动

典型人物英雄化或先进化是中共的一项重要政治仪式。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劳动英模运动,创造和发现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英模群体。该项活动既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新型组织形式。奖励劳动英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之在群众中发生作用,组织起一个群众性运动,以达到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目标。     

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探“高饶反党集团”与党内斗争模式

点算中共党史上大量的悲情人物,高岗绝对是其中之一。在中共历史的印记中,高岗的行状前后大相径庭。1955年前,他历史辉煌:他是"西北王"——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是陕甘宁边区的连任参议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他是"东北王"——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满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总后勤官";他是"一马当先"——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     

会而有议与会而无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运行机制考察

基层社会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场域。为更好地促进基层政权健康高效发展,动员、组织、武装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诸多制度,施行了许多政策。“开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故被广泛运用于中共基层政权运行体系。对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策的贯彻落实远比其制定更重要,而村庄正是中共与民众互动的元场所,亦是中共召集会议最多、最频,进而使其各项政策和指令落地之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会议既直观地展示了民众的参会意愿和现场表现,亦间接地呈现出民众对中共政策的回应及中共应对民众诉求的经验策略。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打狗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又一实例。     

抗战时期豫北天门会与中共秘密交通线

豫北天门会是民间一种抗匪保家性质的秘密结社组织,抗战时期曾奋起抗日保家,后不得已伪化,但经中共积极团结争取为人民武装团体。中共利用天门会"合法"身份,建立了通过其辖区,连接冀鲁豫和太行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此交通线在抗战时期护送了来往于两地间的大量干部,对传送文件、运输物资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

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成功达成持久抵抗的目标,完成自身的生存发展。中共的敌后持久抵抗,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构成互为作用的"三驾马车",而党政军民一体化形成的总体战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在多种要素的相互影响中,持久抵抗的链条得以形成、运转。中共在抗战中的成功,是实践中不断摸索的产物,得来不易,展现了领导者战略和政略上非同一般的高度。     

立足敌后:抗日战争与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背景下,中共军队不仅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协力合作,更放手发动民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自身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抗战时期都是中共军事力量成长的关键阶段,影响深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张闻天同志主持合江省委工作期间的理论贡献(上)

<正>张闻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中共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党的"七大"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从1946年5月到1948年5月,整整两年,在合江省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合江军区政委。他主持合江省委工作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革命业绩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得以施展平生之志,呕心沥血,兢兢业     

新中国成立后大军区的沿革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是根据国家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和战略战役方向、作战任务等设置的军队一级组织,是战略区域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进行了多次调整,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军区时期;1955年至1985年的十二大军区逐步调整为十一大军区时期;1985年至今的七大军区时期。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档案史料与根据地乡村社会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资料是其中较为优秀者。这批资料后来去向不明,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材料多已遗失或销毁。我们在山西省档案馆阅读所藏相关档案时发现,"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的部分材料依然存在。这批材料对深入研究抗日根据地史和乡村社会史极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