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谭克敏与抗战时期贵州的新县制改革

国民政府于1935年结束地方军绅势力长期控制贵州的局面,随后在县以下推行保甲制,加大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力度,希望将基层社会全面纳入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但收效甚微。1940年,谭克敏就任贵州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开始大力推行新县制,内容包括整理行政区域、调整行政机构、创建民意机关、训练基层干部等诸多方面。谭克敏作为贵州出生的本土官员,其主持的民政厅成为贯彻中央意志和协调地方利益的关键机构。在人才缺乏、经费拮据的情况下,通过新县制的实施,国家权力在贵州基层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下渗透。     

抗战时期国家元首视察“小陪都”

1936年春,经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批准,建立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署设于北碚。经过卢作孚等的努力,北碚规模日益完善,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的“乡村建设模范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小小的北碚,迅速迁来的国家机关、学校、单位、机构达200余个,人口从6万激增至10万,社会各界精英3000余人也纷纷来此定居,因此被称为“小陪都”。由于其地位的重要,引来国民政府首脑以及外国领导频频前来视察,但他们视察的目的确是各不相同。     

各省实施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成绩总检讨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县制,要求重划县等、增强县政府职能、裁撤区署、建立乡镇公所、调整保甲、整理警卫、普及教育等等,以建立地方自治为名,达到加强对基层控制之目的。新县制以三年为限,1942年5月,内政部就各省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检讨新县制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其成绩得失作了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试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公家与会牌的职能

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地处边陲的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胡庆钧先生调查的滇东汉村正处于现代政治权利与传统地方私权的冲突与对抗中。传统的公家与会牌作为地方最后的传统威权,长期以来维护了地方的稳定与发展;但近代以来,地方政权在发生变化,很多地方纷纷建立了具有合法性正式的组织,这种自上而下由国民政府主导政治变革,试图将地方权利纳入近代化的轨迹,非正式的地方威权"公家、会牌"有被替代的迹象。     

卢作孚脃弟卢子英的北碚岁月

1927年,卢子英随兄长—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来到重庆。在重庆北碚任职的二十三年里,身为国民政府地方官员的卢子英,担当起建设北碚的使命,为民办实事,与反动派周旋,暗中保护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积极支持革命事业,为团结抗战、推行民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重庆,卢子英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人人都能讲上几段与他有关的故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整顿与训导：福建县政人员训练的历史考察（1934-1939）

县政人员训练是陈仪整顿闽政和推行县政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加强基层控制、推动吏治改善等方面取得一定效果,后被国民政府推至全国;但仍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学员逐渐沦为旧官僚阶层,基层治理难如人意。这也是民国时期基层干部训练的缩影。     

蜀汉盐铁专营政策浅析

蜀汉时期的盐铁专营政策是蜀汉政权推行的国家垄断政策。盐铁专营政策对蜀汉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国家财政运转到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盐铁专营政策都为蜀汉政权的强大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在盐铁专营下蜀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由此可见,蜀汉盐铁专营政策是弊大于利的。     

卢作孚兄弟与北碚少年义勇队

卢作孚1925年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1927年2月又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峡防团务局局长。在承担了嘉陵江三峡地区航务安全护航和维护地方安宁的任务之余,他有志在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开展乡村建设,试图将此作为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试验平台。     

三青团参与政治及其与浙江各地方政治势力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基层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随中央政权向基层渗透的深入对地方政治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浙江三青团于1939年成立后,积极参与浙江“新县制”与“地方自治”,这样就造成了浙江地方上党政团绅对地方政治资源进行激烈争夺,引发了地方政治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的推行弊端丛生,广受社会诟病。在导致征兵制推行弊失的众多原因中。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特种区考论（1935—1945）

1935年至1945年间,福建先后设有12处特种区,其设置始于国民政府在基层推行的"分区设署"政策,最初参考了江西特别区政治局的设置模式。1935年开始分设区署时,福建省府提高了部分普通区署的权责、经费,称为特种区,仍为县辖政区;1937年厘定职权、强化机构、划定边界,成为准县级政区;1940年后因推行新县制,或升县,或降普通区,仅周墩、柘洋二区作为预备设县单位予以保留,职掌已与县相仿,至1945年正式改县。随着基层分区制度不断调整,特种区规制逐渐向县制轨道靠近,但因区域小、人口少,内生设治动力有限,只有少数升格为县。特种区的置废历程不仅是福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深刻反映了县辖政区的演化逻辑。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近40年秦县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县作为中国古代基层的地方行政单位,在赋税征收、民户控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央集权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机构。秦统一后将此制推行到全国,其后的历代王朝皆在此基础上施行统治沿袭这一制度,因此县制是认识王朝国家地方统治机制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