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嘎尔尼使华失败及其影响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意图以正常的外交手段改善中英贸易。但是腐朽、没落,孤芳自赏的清王朝却拒绝了这次平等的、机遇难得的外交往来。中英两国自后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上了各自客观历史设计好的道路。     

十七、十八世纪中俄外交礼仪之争

中俄邦交在中西交往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十七、十八世纪双方在外交礼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误会,这对两国交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这一问题有进行探讨的必要。中俄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始于明末。在１７、１８世纪俄国接连派使节到我国蒙古地区,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案卷中保存了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初派到蒙古去的使节的出使报告２３份。~①其中１６３４—１６５５年期间,俄国与蒙古的使节来往十分密切,一方派出使节后,必定由对方另派新的使节随同他们回去。俄国使团出使的目的总的说来只有一个…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节冲突

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问清朝政府,可谓一次最具影响的外交活动,中英双方的外交政策,及其外交目的和意图,都在这次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它预示着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洪流。中国紧闭着的大门已经开始遇到外来势力的撞击。然而,由于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截然不同,而双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在各自的利益上采取了互不相让的顽强抗争态度。因此,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并由此导致外交谈判的失败。而觐见     

1855-1858年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

19世纪50年代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折射出当时亚洲腹地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中国传统边疆观念、外交体制和驭外策略在近代国际形势下的初步遭遇。俄国人积极适应世界形势的变迁,竭力突破既有的俄中外交体制;清政府则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试图以不变的旧体制来规制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并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手亦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     

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

本文认为嘉庆十年出使中国的戈洛夫金使团,是清代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动.此次出使反映了19世纪初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新诉求、对两国争议土地划界的态度以及清廷对两国关系的认识等问题.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     

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18世纪中英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英通使的开端。对这一历史事件,人们已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考察。比如,这次使团来华究竟是否提出过传教要求?它是怎样接受和完成东印度公司交给的关于传教士方面的任务的?在这次使华过程中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如何等等,就是如此。概括起来说,也就是英使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粗略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考述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即18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200年间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和学者为服务于满语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而编写的辞典、读本和语法书等文献,此前并未被列入海外满文文献的研究范畴内。俄国满语语言文献最初见于18世纪,以服务东正教使团成员德曼与学习活动为目的,主要为手稿。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相继开设满语课程,并为此出版了近十部辞典、读本和语法书。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多取材于中国清代的满文文献,体现了俄国学者以欧洲语言观念建构满语语法体系的过程,并极大地促进了俄国满语教学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一)

中俄北京会议,是我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同沙皇俄国就蒙古问题进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签署的中俄声明文件实为又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这里选译的94通俄国外交文件即是关于上述会议及声明文件的,这些文件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期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30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以及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编辑出版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即俄国橙皮书)。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即我国辛亥革命爆发至中俄北京会议前后,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来往密电。其主要内容是出席中俄北京会议的俄国驻华公使就谈判蒙古问题致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的请示报告,以及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所发出的有关指示及训令等。沙皇俄国为实现其侵占外蒙古之野心,一方面趁我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封建王公“独立”,进而逼迫外蒙古当局缔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在外蒙古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以威胁利诱手段逼迫袁世凯政府与之进行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确立其外蒙古的宗主国的地位,使其侵略行动合法化。本文所选俄国外交文件反映了俄国驻华公使与我国外交总长在北京举行数十次谈判及逼签中俄声明文件的情况。中俄北京声明文件使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遭到进一步摧残,除保留了徒有虚名的“宗主权”外,我国在外蒙古的权利已丧失殆尽。上述关于中俄北京会议及中俄声明文件的俄国外交文件,对研究中华民国史、中俄关系史及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史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次会议的俄国外交文件译出在本刊陆续刊布,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注释,除标明译者注外,其余均为原编者注。     

明末清初俄使出访中国初探

俄中交往始于１６１８年的佩特林使团访华。本文考察俄国人开辟俄华通道出使中国的背景,考证使团的人数、路线、行期,评说《见闻记》的内容、特色和价值,分析俄中交往暂辍的原因,研讨佩特林访华的余波和影响,以及有关的问题。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和古罗马史学的比较研究

<正>中俄之间与史学相关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18世纪,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年在位)率领庞大的巡欧使团前往欧洲,历时一年,学习其工业、军事、造船、科学和文化成就,由此欧洲对东方的认识和东方的珍奇物品传回俄国。彼得一世创办的珍宝馆、俄国贵族手中相继拥有的中国书     

17～19世纪俄国人对中医的研究

医学是中俄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俄国人自17世纪便开始了对中国的医学理论、医疗体制、医学教育以及医疗方法的认识历程,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文章和研究论著。19世纪中期俄国政府组织权威专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进行了临床试验、药学描述和化学成分分析。俄国人搜集的大量珍贵的中医典籍至今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和圣彼得堡大学等机构,成为清代中俄医学交流的实物见证。     

古代出使欧洲的第一个中国使团

我国第一个成功出使欧洲国家的外交使团,是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派遣出使俄国的托时使团。这一使团的出使,在当时颇有影响,但长期不为后人所知。俄国在１７世纪中期开拓西伯利亚后,成为中国之近邻大国,两国关系的好坏对双方都有着重要影响。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中国茶怎样传入俄罗斯

明末,俄罗斯开始接触到中国茶。清代初期,中国茶逐步在俄罗斯流传。19世纪中后期,中俄茶叶贸易日益增多,20世纪初,俄国已经成为世界饮茶大国,茶叶的进口量三分之二是中国茶,其余三分之一为锡兰茶和印度茶。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大面积引种中国茶树。中国茶在俄国落户,其中含有中国人的辛劳。     

1924年《中俄协定》与中俄旧约废止问题--以《密件议定书》为中心的探讨

1917年俄国革命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自愿废除不平等旧约,平等对待中国。北京政府虽不愿立即承认苏联,但乘机清理旧俄在华条约特权。中苏谈判时,苏方坚持无条件建交后,再开会议订定新约取代旧约,北京政府则担心中俄会议不一定会有结果,坚持要立即废止旧约。最后双方妥协,在1924年《中俄协定》中,以《密件议定书》规定:新约未订定前,旧约概不施行。后来中俄会议虽经召开,但未获致具体成果,使得中俄旧约处于虽未废止,但不施行的含混状态。北京政府在移交俄国使馆及其他有关交涉中,均坚持中俄旧约已废,并持续推动其“修约外交”。     

《里瓦几亚条约》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里瓦几亚条约》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清政府一改以往签约之情形:拒绝承认该条约,对签约全权大臣崇厚定"斩监候",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改定条约。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势日蹙的形势下,仍然做出了上述决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彼得改革的成功与康有为变法的失败

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实行欧化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康有为(1858—1927)积极向光绪帝(1871—1908)建议,学习彼得的欧化改革,在中国实行西学变法。1898年6—9月,在康有为和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等人的推动下,光绪宣布变法,发动了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结果遭到了失败。 为什么康有为等人和彼得同样是效法西方,实行改革,彼得取得了成功,而康有为等却     

中俄“周生有案”交涉

日俄战争期间,对俄国逃兵无故砍毙路人周生有命案的处理,中俄双方由于对中俄条约及近代国际法有着不同的理解,各自沿着守法与违法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行事。中方始终忠实地遵守中俄条约和战时条例,谨慎地援引相关规定索要凶犯,力求会审。俄方则无视国际法和战时条例,坚持治外法权,独断专行,拒交和庇护凶手,竟而指责中国违背中立,以武力胁迫中国接受不公正的判决结果。周案的处理过程和最终结果再说明弱国办理外交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