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蕪湖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蕪湖地区的广大工人、学生以及先进的知識分子积极响应和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这次运动沉重的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閥势力在蕪湖的反动統治。它是芜湖爱国民主运动发展的一次高潮,是安徽人民革命斗爭史中光輝的一页。一“五四”运动的前夕,安徽处于反动軍阀倪嗣冲的统治下;当时芜湖地区,倪     

蕪湖米市——旧中国四大米市之一

一.米市的形成及其原因芜湖之成为安徽米粮集散中心,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其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呢? 据《蕪湖县志》载,在1796——1850年(清嘉庆道光間),蕪湖已有礱坊二十几家,大多为封建地主所經营。他們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另外,还有十数家“籮头行”,即米行业,专门为南北两乡农民和乡村小米贩介紹买主,从中收取手續费。蕪米除供本地销售外,间或也有客船装运至邻省銷售。总之,芜湖当日之市面,还不如灡沚、鲁港两镇。 1876年(清光緒二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訂“烟台条約”,在所谓“通海事务”項中,添开宜昌、蕪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于是帝国主义的经     

蕪湖地区的辛亥革命

蕪湖是长江下游一个較大的商埠,也是皖南的經济中心。清代末年,在此設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統轄皖南各府,所以它又是皖南的政治中心。它位处长江、清弋江、水阳江諸水的会集点,水陆襟带,舟車辐辏,自古以来就是安徽的重镇。19世紀末,芜湖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米市之一,米业盛况空前一时。1876年“烟台条約”規定辟为商埠,第二年就在这里設立了海关,蕪湖附近的江面上出现了各大公司的“躉船”。許多进口的商品,均山这里轉发各地。1902、1903年,市内增辟租界馬路。1904年,“紳商”們为适应商务需要,纠集商股,筹建芜广(蕪湖到广州)鉄路,并着手动工筑好了陶沟至湾沚一段的路基和桥梁。用机     

《張孝祥年譜》补正

原谱已載本刊上期,茲补正数事于次: (一)关于孝祥卒年系从《張氏信譜传》。按《宋史》本传謂:“請祠,以疾卒(《于湖集》附录《張安国傳》作“会以疾終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尽之叹。进显謨阁直学士致仕,年三十八。“末二語如仅指致仕之年,原与谱传符合。然須移置“請祠”句下始更明確。王質《于湖集序》(《雪山集》卷五)云:“岁己丑,某下峽过荆州,公出其文数十篇……是岁公歿于当涂之蕪湖。”又說:“往会于荆州之杞梓堂……后四月     

皖中解放区究竟何时改称皖江解放区?

抗日战争中,“皖中”解放区何时和为什么改称“皖江”解放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一直未弄清楚,以致在党史、军史界编纂的涉及这块根据地的书籍、资料中,出现了“皖中”、“皖江”、“皖中(江)”等名称杂用现象。《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发表了《皖中根据地何时改称皖江根据地?》(以下简称《改称》)一文;《安徽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发表了《关于皖江根据地改称时间的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有些问题未能论述清楚。为此,笔者加以补充论证。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再辨析——兼答金弌同志

自从拙文《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辨析》发表后,围绕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史实的讨论,先后又有金式《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是战略决战吗?》(《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苏双碧《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历史真相》(《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朱哲芳《试论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失败原因》(《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等文章发表。这些文章都从不同问题和方面,揭示了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历史真相,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拜读之后,颇受启发。但感到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为此,本文就有关问题再略陈己见,以求教同志们。     

2003年辽夏金史研究综述

本文介绍 2 0 0 3年的辽夏金史研究概况 ,由于笔者所见有限 ,难免有疏漏。一、政治政制人物研究政治史。肖爱民《耶律阿保机“盐池宴”考辨》(《北方文物》第 4期 )指出 ,《新五代史》所载阿保机尽杀诸部大人的“盐池宴” ,实即《资治通鉴》中阿保机“设策复并诸族” ,《辽史》中设计降伏大、小二黄室韦的计策 ;“盐池”即辽代的广济湖 ,或称兴国惠民湖、大盐泊 ,今内蒙古东部的达布苏盐池。胡兴东《辽代后妃与辽代政治》(《北方文物》第 2期 )论述了后妃在辽朝政治中的作用及其社会基础。王德朋《辽代汉族士人心态探析》(《史学集刊》第 2…     

周瑜是庐江人

周瑜(175—210)是何方人氏?新版《辞海》,《中国历代名人生卒年表》都说是今安徽舒城县人。还有些书上甚至把他写成:“今安徽舒县人。”(按今安徽无舒县,)。《三团志·吴书》载:“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这个“舒”并不是现在的舒城县。《左传》杜预注:“今庐江(郡)南有舒(县)城,舒(县)城西南有龙舒。”《新唐书》、《旧唐书》于“舒城”县下都明白记载建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旧唐书·地理志》于     

“大陆花嫁”生活与日本国内的舆论宣传

<正>"大陆花嫁"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1931-1945),入殖中国东北的日本"满洲移民""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配偶(相庭和彦等:《満州大陸の花嫁はどうつくられたか》,东京:1996年版,第11页)。与日本男性"对土地的渴望"的移民动机不同,"大陆花嫁"充满对新生活的期待与憧憬(相庭和彦等:《満州大陸の花嫁はどうつくられたか》,第469页)。目前日本学界关于"大陆花嫁"的研究多集中在"政策"分析,探讨"大陆花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与角色(铃木裕子:《従軍慰     

“为右派摘帽子不确”，应为“改正”

本人发表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的《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随想》有两处失误。第39页“柳条沟(沟应为湖)事件”应为“皇姑屯事件”;第42页“八国联军不过万把人而横扫中国如卷席直至火烧圆明园”应删去“直至火烧圆明园”七字。因圆明园是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英法联军所焚。1900年八国联军虽再度抢掠圆明园,     

关于江淮侠义军的反袁问题

江淮侠义军起义,《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一号)把它作为“土匪起事”列入“中国大事记”。后来国民党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时,根据《东方杂志》的记载仍把它作为“土匪起事”系日编入《长编》,并把袁世凯政府派兵镇压江淮侠义军攻下定远事,称为“官军克复定远”。迨1959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事记》(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才为它初次正了名,称为“乡民起义”,但还不够确切。因此,根据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的有关记载,补述一二。江淮侠义军,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合肥、定远等地出现的一支反袁武装力量。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原安徽     

大观通宝合背大铁钱

1998年第三期的《安徽钱币》刊发了张振标先生《大观通宝合背大铁钱》一(以下简称“张”)。笔仔细阅读之后,觉得“张”的观点欠妥。     

安徽建省考析

自1988年以来,《安徽建省考》(刊《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的作者先后撰写了几篇论文,否定传统的康熙六年(1667)江南分省(即苏、皖建省)说,力主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南分省。其主要论点和论据是:1、康熙六年说“只有年分,没有月、日,没有交待持论的凭据,不具备一个科学判断所必具的要素。”2、清初作为地方一级政区构“省”和“布政使司”,是两个     

简述我在武汉生活的几件事

我是台湾省台中市人,今年72岁.1948年,我受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叔叔邀请,到日本谋生.1953年底,我同旅居日本的2000 余名华侨,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报名加入了第三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行列,后服从中央归侨接待站的安排来到武汉,分配在武汉申新纱厂(现国棉三厂)工作,至今已有44个年头.回国时我28岁,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安徽首家机器纺织工业创办人陈惟彦

作为解放前芜湖市现代工业标志的"两个半烟囱"之一的"半个烟囱"(因烟囱较另两个矮,故被称作"半个"),裕中纱厂(现裕中纺织集团)51.3米高的烟囱已走完了它94年的生命历程,灰飞烟灭。然而,一个名字却早已融进了历史,留在芜湖这座古老城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日资纱厂与高阳织布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目资纱厂正式开始在华投资设厂,这是日本纺织资本巨头为把已失去竞争力的10至20支粗纱转移到中国生产而实施的一项经营战略。但是,在粗纱供应过剩引发“1923年萧条”之后,上海的日资纱厂开始转产附加价值更高的40支左右细纱,并于1927年9月一举加快了这次生产调整的步伐。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生产改良土布而繁荣一时的高阳织布业所需的40支左右原料机纱,至此主要由上海日资纱厂供应,而此前一直垄断市场的日本进口机纱则受到了抑制。后来,不断追求更高附加价值的在华日资纱厂又把更多经营资源投向兼营织布部门,1930年前后,其产品也由粗布（sheeting）转向更高级的市布（shirting）。于是,曾是高阳织布业原料细纱供应伙伴的在华日资纱厂转化成了生产改良土布竞争商品的强有力对手。     

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段祺瑞“三造共和”述评——兼与单宝同志商榷

近日拜读单宝同志《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见《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五期,以下简称《平议》)一文,单宝同志在《平议》一文中提出:对段氏“三造共和”问题应依据史料,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才能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     

上博简《性情论》补释一则

上博简《性情论》补释一则@徐在国$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39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三):性情论》。该文由程燕同学提供,见于简帛网。 这里例举的晋国文字中的“”字和齐国文字第一个“”字,参见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429页;楚国文字中的“”字见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22页;秦国文字中的“”字见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