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社稷祭祀礼仪的考察

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在首都平城设置社稷,并制定社稷祭祀礼仪。道武帝设置社稷,参照了晋代“二社一稷”的模式,即设置了太社、帝社和太稷。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依然在首都设置太社、帝社和太稷。道武帝实行的社稷祭祀礼仪,也仿照了晋制的规定,所以,祭祀的神祇、时间、日期、用牲、三献仪式,都与晋制大体相同。只是为了与北魏的土德结合,祭祀定日采用“戊”日,即以天干定日,而放弃了晋代的以地支定日的做法。孝文帝改革后,将北魏的土德改为水德,因而,也就将原来的以天干定日改为晋代的以地支定日,又延续晋制的规定。因此,北魏的社稷祭祀实行的正是中原汉族王朝的礼仪。北魏王朝还将社稷祭祀礼仪与皇帝统治相结合,因而,就使社稷祭祀与郊祀天地、宗庙祭祀都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采取这种做法,正是要利用社稷祭祀来显示皇帝统治的至高无上,并且,还能够作为被统治者臣从皇帝的表现。而且,北魏社稷祭祀礼的实行,还是王朝推行有利于农业生产措施的体现,因此,也就成为促进拓跋鲜卑人与汉人融合的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     

金代方丘之祭考述

在我国古代国家礼制中,皇家祭祀礼仪的主要对象是天、地、人(祖神),祭地大典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典仪。"方丘"是古代祭皇地祇之坛,方丘之祭是国家祭地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属于五礼中吉礼(祭礼)的范畴。金朝承袭了中原地区的王朝祭礼,形成了兼具继承性和变革性的本朝方丘祭皇地祇之礼。笔者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并纠正了《大金集礼》中有关方丘祭礼史料的错误,继而对金代的北郊方丘之祭进行具体考述。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祭礼篇

朱子《家礼》中的最后一部分为祭礼,内容包括四时祭、祭初祖、祭先祖、祭祢、忌日祭、墓祭等:"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据汪银辉在《朱子<家礼>在徽州的普及与影响》一文中称,"徽州是‘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祭祀,加上徽商财力的支撑。因此,徽州对祭礼特别讲究,其规模之大,礼仪之盛,花费之多,在全国也是少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曾对北宋国家祀典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黑杀将军临降为宋太宗继位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道教依据。景德二年南郊神位变革试图通过神位秩序的变动,将儒教的南郊祀典改造为道教神系。昭应宫玉皇祀典一方面如唐朝的太清宫被纳入儒教的宗庙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保存着独立的道教性质并与郊祀礼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徽宗朝和阳宫的玉皇祀典,则是将郊祀神位体系纳入到道教的三清之下,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北宋道教挑战儒教国家祀典正统地位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北宋国家祀典中的道教现象,既非唐宋以来某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反映,也不是国家祭祀体系向民间信仰开放的结果,而是宋朝重建政治文化过程中多元化取向的表现。     

关于周代郊天的地点、时间与用牲——与张鹤泉同志商榷

读张鹤泉同志的《周代郊天之祭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见《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颇受教益。但该文对于周代举行郊天礼的地点、时间与用牲的说法,我们不敢苟同。下面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与张鹤泉同志商榷。关于周代举行郊礼的地点《初探》认为周代郊祀“具有明确的地点”。《初探》说:“周代的郊祀一般是在周都城的南郊举行。在郊中,专门有为祭天而设的坛场。”并认为这“坛场”就是     

“诸布”考（下）

汉代的“蟓螟之醋”具体仪式不详,宋代的醋神可能类似。《宋史．礼志六》记载“又有酣神之祀。庆历中上封事者言：‘螟蝗为害,乞内外并修祭醋。’礼院言：‘……历代书史,悉无祭酮仪式。欲准祭马步仪,坛在国城西北,差官就马坛致祭,称为醋神…。宋人饱受蝗虫困扰,於是查找史书祭祀酮神,并模仿“马步仪”制定相关仪式。由此也可知这两种祭祀的本质无太大不同。     

中国明代祭祀礼仪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以当代韩国秋夕茶礼为例

韩国的秋夕节既保持了家庭团圆的主题内核,也传承了中国明代儒教影响下的家族祭祀。在翔实记录当代韩国秋夕家族祭祀礼仪的同时,与《大明会典》中的相关祭祀礼仪史料作对比研究,能充分显现出当代韩国秋夕茶礼对中国明代祭祀礼仪的传承,反映中国明代儒教思想和礼仪制度对韩国的深刻影响。     

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

西汉末年郊祀制初创,遍布全国的祠时祭祀被罢废,国家祭祀格局在空间上剧烈收缩,作为国家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随之发生变革。本文关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束汉国家山川祭祀,将之分为“岳渎之祭”与“郡国山川祭祀”两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探讨束汉山川祭祀的仪制、性质与分层。在东汉,国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时,国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个山川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退向边缘,地方色彩渐趋浓厚。山川祭祀随整个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摆脱了先秦遗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徽州祠祭

正徽州祠祭,是流行于徽州境内各宗族祭祀祖先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分族祭和房祭,祭祀内容有春祭、中元、秋祭、冬祭,先祖诞辰、先祖忌日等,最普遍和最隆重的祠祭是春秋二祭和冬祭。徽州祠祭按照朱熹《家礼》的规定,整个祠祭活动过程组织完整,程序规范、仪式隆重,参祭人员必须整衣肃冠,由礼生读祭文,祭文写作有固定的格式。徽州     

周代宗法家族支庶祭祀再认识

"支子不祭"是战国礼学家抽绎的祭祀规则,主旨在于重嫡抑庶,维护宗法家族的长治久安。勘诸两周社会,可见"支子不祭"确为通常情况下的祭祀原则。但是在社会流动加大、宗法家族既衍生又分化、支庶实力超越嫡长等情况下,支子完全可以独立祭祀,且祭祀范围远超礼书所谓"庶子不祭祖"、"庶子不祭祢"的限定,也非"大夫三庙"、"士二庙"所能概括。对"支子不祭"历史实践的考察,不仅展现了两周时期家族祭祀制度的变迁过程,也加深了对宗法制内部"尊尊"和"亲亲"之间张力的认识。     

泰山祭祀及其宗教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泰山祭祀是作为一种国家礼仪来看待的,每每有礼,大都是一代帝王亲自执事。特别是封禅之祭,是"旷世"之大典,为任何一个帝王所想往。     

论两晋礼学对郑王之学的择从及其学术史意义

研究者或以西晋所撰新礼为据,或以郑王之学在两晋官学中的处境为据,去评估郑王之学对于两晋礼制礼学的影响。然而检视相关史料,西晋新礼并未有效实施,两晋官学也难有作为。两晋礼无定制的现实特点决定,郑王之学在两晋实际影响当从礼家学术观点博弈中及朝廷礼制的实践中去考察。就丧服学而言,西晋兼取郑王为用,东晋虽出现了朝廷与缙绅阶层在礼制上的若干分歧,但总体上也是参用郑王而酌其中。晋代礼学兼用郑王的事实为南北朝两种礼学体系皆渊源于西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礼学史的支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脤,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脤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阿城祭天坛

<正>祭天坛位于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上京故城遗址正南3.5公里处,现存土迹呈圆台状,高14米,周长250米,顶部直径近16米,为夯土堆筑。女真人祭祀天神,是承其先世以来的古老风俗《金史·礼志》记载:“金之郊祀(祭天)本于其俗,有     

三星堆-金沙遗址商周礼乐文明研究——“尸”的艺术再现

本文借鉴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研究的成果,从文化、考古、艺术的综合视角,分析解释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人形塑像,是祭祀礼仪的主体形象“尸”的再现。他们揭示了一个史实,即祭祀礼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塑像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祭礼仪式中充当特定角色,即受祭者——“尸”的肖像,他们被作为活的个体,与神沟通,往往是领袖人物或者蜀王的化身,主祭对象为神和先祖。古蜀设“尸”的祭祀礼仪具有连续性,时间跨度大约在夏至商周之际,期间,三星堆遗址期为稳定和快速发展期,到金沙遗址期为转型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礼乐文明碰撞、融合。     

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与发展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古典玉器,在东汉末年基本上结束了,此后的中国玉器逐渐进入以装饰用玉和观赏用玉为主体的新的发展时期。探讨汉代礼仪用玉的渊源及其演变过程,对了解中国古典玉器将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本文所论的礼仪用玉,包括古代贵族阶层祭祀、朝聘以及其他各种礼仪活动所用的“礼玉”(或称“祭玉”)、“瑞玉”及仪仗用玉等。 一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郊祀制度

郊祀是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核心,从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元明清,郊祀制度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汉武帝时期的郊祀制度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其祭祀主要是在神仙说、阴阳五行学说和儒家学说的倡导下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主要的郊祀活动有八次,包括对泰一神、五帝以及山川、日、月诸神的祭祀。通过这一系列的郊祀活动,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的建设也初步完成。     

三星堆一金沙遗址商周礼乐文明研究——"尸"的艺术再现

本文借鉴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研究的成果,从文化、考古、艺术的综合视角,分析解释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人形塑像,是祭祀礼仪的主体形象"尸"的再现.他们揭示了一个史实,即祭祀礼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塑像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祭礼仪式中充当特定角色.即受祭者--"尸"的肖像,他们被作为活的个体,与神沟通,往往是领袖人物或者蜀王的化身,主祭对象为神和先祖.古蜀设"尸"的祭祀礼仪具有连续性,时间跨度大约在夏至商周之际,期间,三星堆遗址期为稳定和快速发展期,到金沙遗址期为转型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礼乐文明碰撞、融合.     

《雍正帝祭先农坛图》系列图卷考释与典礼空间述要

《雍正帝祭先农坛图》系列图卷是雍正朝少有的纪实性绘画长卷,记录了雍正帝亲祭先农和行耕耤礼的场景。已发表的研究论文通常认为该图共两卷存世,但在法国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尚保存着第三卷《观耕图》。该卷描绘了雍正帝亲耕完毕后于观耕台上观看王公大臣耕耤的场景。本文搜检史料文献,对这套图卷的流转历程、绘制背景和内容进行考辨,尝试结合图卷与礼仪文本,还原雍正帝在祭祀礼仪中对先农坛空间的使用方式,探讨先农坛的礼制空间意义。     

东周时期车马祭祀探论

车马祭祀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西周时期,车马用于周王室的重大祀典。东周时期,祭祀礼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僭越周礼规定,车马被广泛用于郊祀、宗庙祭祖、社祀、山川望祭、盟誓、方神等各种祭祀,祭法多采用沉和瘗埋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祭祀观念的变化,最迟到战国中期,木偶车马被用于祭祀,成为秦汉以后车马祭祀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