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排谱与相关小臣某的族氏与身份

从卜辞显示出来一些特征看,《合集》27880—《合集》28008之间有关＂小臣某＂的诸多卜辞可以排谱。排谱之后的卜辞反映的是商王调动马小臣与诸多小臣某抵御大方入侵的历史。卜辞中的＂小臣某＂都来自＂某＂国或＂某＂地;他们是＂某＂国或＂某＂地的军事首领。侧重于军事是殷墟卜辞中小臣某的重要特点。     

试析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同——以三星堆和吴城城址为例

三星堆和吴城城址是长江流域两个商代重要方国的都邑,二者平面布局、建筑特点和文化内涵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与商王朝的都邑与军事重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甚至在考古实践中还存在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不易区分的问题。本文以三星堆和吴城这两处明确的商代方国都邑为例,对比分析方国都邑和盘龙城城址等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与同,以期深化对商代政治地理结构的了解。     

试论商代黄河三角洲地区盐业生产的控制

商代晚期开始,商王朝开始开发渤海湾沿岸海盐资源,形成大规模的盐业产区。商代渤海湾盐业生产可以古济水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小区。为加强对盐业生产的控制,商王朝在两个小区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形成由军事控制中心、盐工生活及盔形器生产区、盐业生产遗址相配合的大规模的盐业生产区。商王朝派驻"亚醜"等族进入渤海湾地区,同时利用归附的"戎"、"纪"等当地土著,牢牢控制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盐业开发权。     

殷墟卜辞所见商代的王畿

殷墟卜辞所见商代的王畿连劭名商王朝的国家体制有内服与外服的区分,同西周王朝一样,内服是王畿,外服是诸侯。《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社茫茫,古帝命成汤,肇域彼四方,奄有九有。＂商王朝是天下的宗主国,代行天命,负有统治天下方国诸侯...     

卜辞之曾地望考

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商代之曾,是商王朝外服的附属国族之一。考古学证据表明,叶家山曾国的时代不早于西周初年,而晚商的汉东地区亦难纳入商王朝的统治范围。通过对相关卜辞地名的考订可知,曾之地望并不在商王朝南方的随枣走廊内,而应该位于殷都以东的今山东平阴一带,《左传》宣公十八年的齐地之"缯",与卜辞中的曾当为一地。     

河南正阳出土“禽”铭铜器初探

正禽族是晚商王朝的一个重要方国和部族。他们的文化面貌如何、他们的聚居地在哪里、他们与商王朝是何等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在以前的著录中也有部分"禽"或"亚禽"铭文的青铜器资料(1),由于资料少而零散,且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最近几年,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发现一处商代墓地,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其中有相当比例的青铜器上都有"禽"或"亚禽"铭文,为深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将以     

商代的分封制

正商代国家的政治空间与地方管理分为内服与外服两个圈层,内服、外服也被称为王畿、四土,王畿与四土均为商王朝版图之内的疆土,而疆土之外则被称为四至。王畿、四土、四至构成的圈层不仅对应着具体的空间地域,而且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属性与管理方式。属于内服的王畿是商王直接掌控的政治区域,具体管理由商王派遣百官臣卿进行,因此这一区域不实行分封制。王畿之外属于外服,这是商王的间接控制区,主要有诸侯、方国等。商代诸侯分三类:第一类由派往当地的职官或军队驻守的据点转变为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小臣系玉瑗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有铭玉器共３件,本文主要研究其中一件玉瑗上的铭文：“小臣系害”。“小臣系”是晚商的贵族,“害”字当读为“谒”,是“朝见”之义。玉瑗应是古代文献中的“贽”。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商代王后妇好玉器特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

<正>2016年12月27日上午,"玉鸣锵锵——商代王后妇好玉器特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共展出妇好墓出土玉器716件(组)。2016年是妇好墓发掘40周年之际,广东省博物馆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主办了此次展览,这是距今3 200年前后商代晚期王后所拥有的玉器首次集中展示,反映了晚商最为昌盛的商王朝王室用玉的全貌,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商王朝玉器的首次盛大展出。妇好是商代第22位王——武丁的配偶。武丁在     

小臣軎璋与商代觐礼

吴镇烽编著的《铭图续编》第1396号"小臣车堇"璋当定名"小臣軎"璋,玉璋刻铭中"小臣軎堇"的"堇"当读为"觐",为觐见之义。小臣軎是商之诸侯,玉璋是小臣軎觐见商王时所持之"挚"。玉璋及其刻铭表明商代已经存在成型的觐礼。     

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

商代中叶,古蜀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与商文明比肩而立.古蜀国因控制了南中而拥有富足的铜、锡、铅资源,而商王朝对云南的关系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商王朝要获取云南的青铜原料,只能通过古蜀国.从殷墟卜辞和汉中考古可以知道,商王朝并没有征服古蜀国,古蜀也不是商的臣属方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古蜀以南云南地区的青铜原料,商王朝必须而且只能采用贸易方式,通过蜀为贸易中介的途径来取得,甚至有可能直接与蜀进行贸易,从蜀人手中获取青铜原料.     

西周异族邦伯考

异族邦伯作为一类政治团体早在商代已经存在。西周时期的异族邦伯品类复杂,部分与周关系密切,臣服较早,在伐商过程中立下功劳,故或进入王畿担任官职,或被置于边关要地,承担镇守之职。这类邦伯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周王朝的祭祀大典等政治活动,王朝则通过聘礼或劳慰等方式加强与邦伯的臣属关系。部分邦伯处于边域,叛服不定,遭受王朝的武力打击,成为周王的"王臣附庸",供周王驱策或赏赐诸侯大臣。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对封域内的异族邦伯亦有因治之责,至迟到西周晚期,这种因治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     

试析妇好带兵征战的原因

甲骨文中诸妇是一个特殊群体,在商王朝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武丁之后妇好以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军事和祭祀类"国之大事"中频繁出现。以往研究多从商代的妇女地位、妇女权力、母系孑遗等方面讨论,很少涉及国家体制。本文从商王朝的内外服政治体制和王位继承制度出发,认为妇好带兵是为了弥合内外服诸侯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武丁巩固王位提供支持,其参与军事行动的象征性大于实际意义。这为理解商代诸妇和武丁时期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

本文通过卜辞中所见“四封方”,以及侯、伯、子、妇 ,人地同名现象 ,讨论了商王建立外服对诸侯实行封疆制度的种种痕迹。从商王朝所建立的封疆册封制度对外“使”者 ,说明了四方来朝贡 ,这种贡赋政体合一的模式 ,足以表明商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 ,最初正是从严密的“内”、“外”管理机制基础上产生和建立起来的 ,而这种具体分工标志着殷王朝统治时期内 ,政治社会结构秩序有条不紊渐近成熟 ,直至商灭后 ,周仍继承商的贡纳制 ,为后来的四服改为五服制奠定了基础。这里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表明了征服者与臣属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商代王室对异邦控制的多元一体政治格局和秩序。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     

殷墟“王令某步”卜辞探讨

殷墟卜辞中有一类“王步”材料,内容为战争过程中商王及王师的行军活动或田游。除“王步”卜辞外,还有一类与之相近的“王令某步”材料,内容与商王朝的军事活动相关。目前,“王令某步”卜辞尚未在商代的军事研究中被充分利用,有必要作进一步考察。     

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

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彻底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迪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最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     

从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看商代的南土

长江流域一些商代遗存发掘之后,为商代南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资料。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研究,理清了商代南土的变迁情况。在早商时期,长江以北的黄陂及其附近地区是商王朝的南土;中商时期,南土的范围有所扩大,向南逾长江在湖南和江西形成个别据点,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早已越过江汉地区,深入到今日的鄂赣与湘皖广大地区。商代的南土范围大致包括江汉平原,并进入长江以南两湖及江西部分地区,在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但到晚商时期,自＂殷墟文化＂时期开始,中原与南方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商王朝的南土范围向北收缩,退至河南信阳罗山一线。     

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铜器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商代铜器,包括鼎、卣、觚、尊、瓿、盘各1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铜器的埋藏性质很有可能是墓葬。从形制和纹饰上来看,这批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此次出土的铜器,均为典型的殷墟式铜礼器,应来自于商文化核心分布区。子洲关王岔出土的商代铜器,是近年来陕北地区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商代铜器群之一,为研究商代晚期陕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