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归堂”:康熙宫廷西洋教士寻求皇帝宽容天主教的活动(1669—1671)

康熙八年(1669年)三月,西洋教士南怀仁以"监督历法"身份掌钦天监,意味着西洋历法重新得到朝廷认可。尽管如此,天主教并未得到弛禁。宫廷传教士努力寻求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两年之后,在杨光先教案中被逐至广东的西洋教士得以"奉旨归堂"。本文利用中西文献,研究西洋教士重掌钦天监后,实现地方教士"各归本堂"的过程,不仅剖析宫廷传教士为推动朝廷宽容天主教,周旋于皇帝、礼部和满汉大臣之间的策略和人际环境,而且揭示出皇帝与官员大臣的态度和反应。     

康熙时期宫廷传教士的上疏途径

康熙时期的宫廷西洋传教士时常为在华天主教事宜陈情言事。鉴于朝廷处理公务有固定的文书和流程,西洋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上疏言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结合中西文献,考察1692年西洋传教士上疏请旨容教的过程,并认为,西洋教士上疏言事因循朝廷已有规定和程序,偶有违例。康熙朝传教士重视上奏权,这与皇帝处理政务的习惯以及对传教士的态度有关,也是西洋人争取任职钦天监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

引言十六世纪初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的扩大,以及葡萄牙人的到来,西洋的货物和新奇的器物被带进澳门和沿海城市。特别是随着耶稣会士的相继入华,西洋器物更被带进中国的内地,从而引起了中国人对西洋器物的兴趣。由于当朝皇帝、达官权贵和豪商巨富、文人士子的贪羡追求,     

耶稣会士陆若汉参与明季军事改革

明朝政府通过与入华耶稣会士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大大改善了明军的武器配备,提高了明军的作战能力,延缓了明清鼎革的时间。然而,吴桥兵变的发生不但使明季军事改革付诸东流,更造成明金间在西洋先进火器配备上的此消彼长,这也成为了导致大明王朝的覆灭重要因素之一。     

永乐皇帝的麒麟——海外考古调查札记（四）

永乐时期,赖经郑和下西洋基本构建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南洋、西洋各国相继"入贡",长颈鹿等各国所产异物珍宝相继入华,这一方面成为万国来朝的物化表现,另一方面长颈鹿又被永乐君臣当作麒麟夸耀天下以示永乐皇位的合法性。考古出土资料表明,长颈鹿入华后,传统认知中的麒麟和永乐皇帝的麒麟并存,均成为明代官服补子的内容,其影响持续到正德时期。     

澳门：中国近代第一城

位于中国南方沿海、珠江出海口西岸的澳门,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早在明嘉靖十四年(1535),伴随着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被葡萄牙人用行贿的办法变为其在华的居留地。他们在澳门筑城造房,使其成为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外国租借地。从此,西洋建筑在这里大规模传入。     

论南蛮文化和日本西洋观

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南蛮学时代"里,由耶酥会教士等传入日本的西方科技、文化和一般知识形式构成了南蛮文化,包括教育,医学,天文历法,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南蛮文化使日本人第一次与中国文化圈以外的西洋人接触,扩大了日本人的视野,刺激了日本人的求知欲,使其西洋观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论南蛮文化和日本西洋观

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南蛮学时代”里,由耶酥会教士等传入日本的西方科技、文化和一般知识形式构成了南蛮文化,包括教育,医学,天文历法,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南蛮文化使日本人第一次与中国文化圈以外的西洋人接触,扩大了日本人的视野,刺激了日本人的求知欲,使其西洋观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圣职推荐权与教士的职业生涯

教士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居于强势的职业群体。本文以中世纪的英格兰为例 ,论述了教士任职制度的运用机制。教士就任新职需由教皇或主教进行资格审查并安排教区 ,然而在授予圣职的教会组织与接受圣职的教士之外 ,存在着起决定作用的第三种力量———圣职推荐人。圣职推荐人为教士任职提供经济收入来源———圣俸或薪俸 ,是教职界潜在的“雇主”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士在职业生涯中的升迁沉浮。教职界的职业竞争在本质上是对圣俸与薪俸的追逐 ,良好的职业前景固然需要良好的职业素质 ,更需要圣职推荐人强有力的支持。     

20世纪英国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述评

作为联通中世纪教俗两界的主要媒介,世俗教士历来是西方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随着新史料的出现与史学理论的发展,20世纪以来的英国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经历了一系列转变。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往往关注于道德评判,传统学派对世俗教士的负面认识也未出现大的改观。不过,在主流研究之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对传统范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试图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审视中世纪世俗教士群体。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出现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兴起推动了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大批新史料的编订和出版也为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伴随上述转型,英国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善的研究领域,世俗教士本身也开始成为研究的"主角",为学者们关注和讨论。     

清前中期语言与世界语言学史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入华推动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伴随着欧洲学术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入欧洲的视野,清代语言在这一时期为欧洲语言学家所关注。清朝前中期的语言经由欧洲入华传教士和俄国入华商人带给欧洲学人,在世界语言学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将欧洲的科学和思想引入俄国之后,彼得堡科学院为欧洲的学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彼得堡也一度成为欧洲科学和文化成就的试验田,清朝前中期语言正是在这块试验田中进入了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历史。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康志杰在中国活跃了二百年的耶稣会士,其经济状况大致走过了初期由葡萄牙单一支持、经济的不稳定阶段→依靠奉教士大夫的支持逐步稳定→带“职”教士的俸禄,皇帝的赏踢,葡、法等国资助及信徒捐赠等,得到多渠道收入→以稳定的经济格局而卷入世...     

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本文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洋奇物的好奇,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     

乾隆朝西洋钟表传入刍议

在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各种“奇货”中,钟表传播最广,受欢迎程度最高,尤其乾隆帝及其朝臣分外青睐,并以进贡和贸易两种形式入华,前者满足宫廷的需求,后者满足平民百姓的需要。因西洋钟表造型奇巧精美、技艺精湛,一经传入即对中国传统钟表制造工艺带来冲击,由此涌现出大量中西合璧式钟表,其核心技术多来自西方,但外形设计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堪称中西方交流的典范。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及其史料价值述评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是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的书信及日记合集,记录了1918年至1924年该教会教士在两广地区的传教活动及见闻。梳理该教会在广西的活动,发掘《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的史料信息,有利于从另一个侧面认识民国时期的广西社会。     

中世纪意大利天主教教士与他们的家庭

11世纪格里高利改革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天主教会要求所有教士保持独身。但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教士继续公开与家庭伴侣生活在一起、养育子女、操持家业。特别是在农村堂区中,教士普遍有固定的女性伴侣,不过,从法律上他们是被禁止结婚的。尽管此种行为违反了教会法,但是,主教们普遍容忍了这种现象,而且堂区居民似乎更喜欢有家业的教士,而非独身教士。本文追溯了教士独身制度的形成过程,并根据来自科托纳的托斯卡纳主教区丰富的档案资料展示出中世纪堂区教士的生活、他们与家庭及邻里的关系,以及受到承认和鼓励的、但与教会法律的传统规范有所冲突的文化模式。     

清代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学宫乡贤祠事件探析

正明清时期,学宫之内一般都设有乡贤祠,所祀人物为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的地方先贤,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所谓父祖享祀乡贤祠,乃光宗耀祖,门楣有幸。但由于地方政府和民间家族的力量运作其中,清代一些地方乡贤祠出现"祀非其人",遭致乡绅抗议的情况。如清嘉庆年间,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后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清代前期的中铎与禁教中天主教的延续

中铎是指中国本土传教士。西洋传教士要把天主教输入中国,深知必须有土著人员的配合,因而重视中国神职人员的培养。如在中国本土开办初修院,在意大利开办中国学院,招收中国青少年信徒。中国教徒中的执着者,在洋教士的资助下进入澳门、周边国家地区和西欧各类教会学校,学习神学,成为修士、神父。教会与信徒两种力量结合,造就了中国神职人员。在清代前期的禁教环境下,中铎协助潜匿、潜入的西洋传教士在广东、福建、江苏、直隶、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奉天等教区持续活动,延续了中国教徒的宗教生活,以至发展新教徒,使得中国天主教不绝如缕。从法显、玄奘到清朝前期郑玛诺、殷若望、杨执德等人的留学经历可知,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均是以学习宗教神学为目的,亦是民间自发进行的,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讨。     

文化旅游区游客涉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测评

本文从游客涉入和地方依恋的维度层次出发,构建游客涉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模型,以徐州汉文化旅游区为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文化旅游区游客涉入与地方依恋的结构性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游客涉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重要/象征性维度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愉悦性维度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风险性维度显著负向影响地方依赖。地方依恋两维度间的关系也被证实为地方认同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