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五山禅林的儒释道三教一致论

日本五山禅林的儒释道三教一致论（台湾）郑樑生一、前言笔者曾以《日本五山禅僧的儒释二教一致论》①为题,探讨由京都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镰仓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及五山之上的京都南禅寺为中心之日本五山禅林有关儒、释两教一致的主张。...     

从义堂周信日记看日本中世禅林的汉籍接受

日本中世禅僧的日记揭示了五山禅僧日常阅读和修养形成的细部,可以作为展示汉籍接受的新材料。义堂周信的日记《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展示出五山禅僧接触汉籍的多种途径。但禅僧的宗教身份限制五山诗僧对不同种类汉籍的态度,由此形成以内典为主、外典为辅的阅读结构。而五山禅僧面对禅林内部的开讲对谈往往重在讲解戒律清规,严拒外典;面对武士贵族则以儒典为主,扮演着教化武士的社会角色。     

舜水东渡与中国文化的周边扩散

在朱舜水东渡之前,日本弥漫着空疏学风,佛教和禅化的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舜水在明亡后赴日乞师,无奈居留二十余年,却得以延续中华慧命于异邦。他传播"实学"思想,积极反佛排佛,并培养大批人才,深刻改变了日本社会和文化;开启德川一代儒学,终使日本成为儒教国家;同时他也是明治维新思想的先驱者。朱舜水在一定程度上以中国文化精神改铸了日本,向日人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与殊胜,对中华文化的周边扩散做出了重要贡献。     

浅析伊藤仁斋的朱子学观

江户时代是日本大量吸收中国儒学的时期,此间中国朱子学在日本获得了广泛传播。随着朱子学在日本传播的不断深入,由于日本儒学者对朱子学的理解和取舍的不同,因而在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各种学派。伊藤仁斋(1627-1705)是古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朱子学观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其对朱子学的观念的变化中可以揭示出伊藤仁斋创建和发展古学的脉络。     

王阳明“四句教”再探释

“四句教”①引起后世学者众多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为阳明究竟是儒是佛？或“以排之实托儒之名”？表面看“无善无恶心之体”确实吸收了释、道的智慧，阳明自己也说：“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然而这实际只是上半截的略同，一涉及下半截，阳明就多有激烈批判，用他的话说就是道释“但有上一截，遍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上截同者不可诬也”。正是在极其重要的下半截上，儒与道释表现出根本不同的立场。阳明所说的上半截，乃是指形上界、超越界、本体界，儒释两家都将其收放于人的内在本心。他比较儒释两家说：“良知之体如明镜…     

丝绸之路与儒佛文化圈的形成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中亚、欧洲的陆上通道和通往东亚、东南亚、西亚地区海上航线的总称,它拓宽了古代中国人的国际视野,加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联系。儒佛文化圈是当今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位于东亚和东南亚,以汉字为传播媒介,以中国本土的儒学和古印度大乘佛教相结合的思想作为伦理基础和宗教信仰,其范围包括东亚的中国、韩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家。在儒佛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时期的李鸿章家族

太平天国崇敬上帝,反对儒学,兼及道、佛,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抗.崇尚儒、释、道的李鸿章家族起而抵抗太平天国,父死子继,直至太平天国失败.有大量此类家族与太平天国对抗,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太平天国当然是一次阶级斗争,也明显地具有文化冲突的色彩.     

宋学之传入日本及其早期传授状况——中国中世哲学对日本哲学影响的探索之一

中国儒学早就传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据史书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二八五年,中国晋武帝太康六年)《论语》、《千字文》等儒家著述已经传入日本,儒家思想也就开始在日本扎根、传播。但是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的宋学引进日本以后,便别开生面并终于在德川幕府时代迎来了朱子学史上的全盛时期,而开始了一个崭新阶段。本文拟就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传入日本的过程以及早期的传授状况,进行一些考查。     

余英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演进中,余英时尤其推重"宋学",并对"宋学"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综合余英时的著述与论说,他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与精神,即:援释入儒的文化贡献,"内圣外王连续"的儒学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实证与诠释结合的经学方法,"朱陆之争"的思想线索。     

华侨与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关于儒学在日本传播的著述,主要有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论文则有何孝荣的《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本文搜集资料集中论述华侨在日本传播朱子学的贡献。     

浅论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

博大精深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之后,很快走出国门,影响到周边地区。尤其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儒学,经过短暂的沉寂,在推古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儒学逐渐为日本民众所接受,并与日本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本土化之后的儒学,对日本的思想文化、民族性格、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处约《灵隐寺碑记》浅读

本文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着重对北宋初期文学家罗处约的《灵隐寺碑记》进行了读识,在此基础上,尝试深度"耕犁"碑记中所反应的时代和思想气息即:入宋以后,倡导"儒佛一致"和融合不仅仅是佛门禅师的"权宜"之计,也是文人士大夫复兴儒学、书写"新文学"的必然路径。     

试论高丽儒学及其分期

儒学对朝鲜半岛影响巨大。在朱子学传入高丽之前,高丽主要是汉唐儒学,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经历了许多磨难。在朱子学传入并传播之后,经过数代高丽士人的艰苦努力,朱子学在高丽的影响逐渐加大,最终在高丽末期李朝初期形成了高丽朱子学自己的体系。今就高丽儒学的分期进行探讨,以求接近于史实。     

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初步形成——以《大学》《中庸》的“日本化”为中心

壬辰战争的失败和清朝的统一意味着日本在军事层面扭转中日落差行动的破灭,但明清鼎革给江户日本带来了"华夷变态"的直接反映,为日本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提供了契机。然而,中日之间悬殊的文化落差毕竟是日本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以古学派为主的江户学者认为,朱子学把佛老思想引入儒学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在文化上的"由华变夷"。江户学者通过对《大学》和《中庸》的新诠,将其去"中国脉络化"而建"日本脉络化",其重点不再阐述"格物穷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着重论述"人伦日用之道",并以政治而非道德为中心,"伦理意识"逐渐让位于"政治事功",进而在文化层面上实现日本的"脱夷入华",为日本文化的中心主义提供学理支撑,初步完成了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建构,对其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角看鉴真东渡

鉴真是唐朝著名的佛教高僧和思想家,鉴真东渡与玄奘西行可视为唐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西行东渐"的双璧。鉴真游学、东渡于盛唐武则天至唐玄宗期间,其时亦属儒佛道三教文化的长足发展期。在武则天崇佛抑道轻儒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重佛轻道的中宗和崇道兼佛的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玄宗崇道抑佛升儒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盛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冲突与融合实为鉴真东渡的思想因缘之一。     

“天目”释名

有关"天目"的含义在日本茶道界及陶瓷考古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其最初的含义与禅林茶礼传播东渡日本有关,是一种带有特殊佛教礼仪含义的茶道具的代名词。它传入日本的时间极有可能是14世纪上半期的前半段,是通过入元日僧从浙江天目山的寺院中,而且很有可能是与中峰明本有关的寺院或修行地被带回日本的。     

青莲教道脉源流新论——兼谈九祖“黄德辉”

本文根据青莲教早期文献,推证该教流传的祖脉源流系谱及祖师是仙佛化身的说法,至迟在袁志谦时代已形成。结合祖脉系谱中三祖"普庵"的记载的特殊描述,进而追索该"祖脉源流"的由来,可能与江西人吴子祥或黄德辉有关。该"祖脉源流"除记载教中祖师外,亦传达"道落火宅"、"释终儒起"等观念。至于教中九祖"黄德辉",对照档案记载,就是黄廷臣。     

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儒兼容的社会文化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住置造就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在这里,佛教和儒学相互并存,共同发展并走向融合。寺院内教授与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佛界高僧尚儒之风流行。而当时社会倡导的“忠孝”思想风气,则是佛儒共同宣扬的内容,虽然具有为王政服务的共同色彩,但二者在这一方面却得到了最好的协调与融合。     

试论儒佛孝亲观的融合与区别——以《孝经》、《孝论》的比较为中心

孝亲问题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重要主题。《孝经》、《孝论》分别是儒佛孝亲观系统形成的标志,从两者的比较中可见儒佛孝道观的融合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