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史: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长期处于史学研究核心的政治史作为方法论的支配地位渐趋式微。但就政治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一体化的特征及社会史研究整体性目标的追求而言,“政治—社会史”的研究理应成为当前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径。在坚持唯物史观、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由更广义的政治现象切入社会生活,考量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则可以深化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     

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

谈到20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人们都会毫无例外地注意到这一事实：政治史的中心地位业已动摇,被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史、社会史、化史所淹没。传统史学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政治活动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它大量依赖书档案为史料,这也将其研究对象固定在政治方面。但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崛起,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模式被颠覆了,社会经济史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形态。社会史被定义为去掉了政治的历史,可见政治史地位的衰落和遭受排斥的程度。     

“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

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类型,政治变动和社会运行是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方面,所以,政治史和社会史也必然是历史学的主体部分。20世纪以前,中西方史学界始终是政治史一统天下,此后在否定政治史中社会史兴起。社会史的发展经历了从"否定政治"、到研究实践中"悬置政治"、再到逐步"融汇政治"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     

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明清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从元首政制到王朝统治: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路径考察

政治史是罗马史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向之一。在19世纪下半叶,罗马史学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罗马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史学家蒙森。到20世纪末,政治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而制度史研究范式已经式微。对蒙森时代以来至今在本研究领域内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加以系统述评,有助于呈现并解释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路径中发生的三次重大转向及其原因。同时,这一考察也预示了本研究领域内当下的研究趋势。     

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笔谈——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编按]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正>自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史复兴以来,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研究积极引入相关人文社科理论与方法,突破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和制度史架构,自下而上地为中国史的纵深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学术前景。近年来,随着1949年后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学界纷纷将社会史视野延伸至当代史领域,进而使得当代社会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可能。     

历史学的传承与启新--冯尔康先生访谈录

冯尔康先生的治学,既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在新时期史坛中,大力推动并开展了社会史学的研究,为近20来中国史学界极富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他在清代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史料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他在理论创新和具体研究中所形成的开拓性、包容性、前瞻性的治学特点,尤具学术魅力,启人新知。     

“回收”: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空间秩序、生活经验与城市想象——评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与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同步的是学界城市史研究的持续升温。由此导致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一,在个案选择上日益摆脱集中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窠臼,深入近代中国内地城市。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从传统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的路径转移。其三,在研究时段上前后拓展,明清及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段日益受到关注。其四,在研究旨趣上已经摆脱了勾勒从传统向现     

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

从社会史角度拓宽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是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文章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五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各种观点的合理性及其缺陷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可以借鉴,特别是关于社会史是一个新方向、新方法的观点,更可以直接地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将这种观点所提出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去。对此作者从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吸收社会史研究的内容、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诸方面,就如何加深中国现代史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突破史料和家法之局限——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正>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因历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较迟,又先后遭逢艰危之政局,故政治史一直作为历史研究特别是本国史研究的恒久性主题,而且研究之议题亦相对狭窄。这一状况尤以中国大陆为突出。尽管在西方史学主流中,随着年鉴学派的兴起,经济史和社会史曾长期取代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史学中政治史却仍然保持其重要地位及其特殊性。世纪之交,政治史再度成为世界史学重视的主题,中国政治史研究因应其中,开始呈现新的热潮。作为中国政治史组成部分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尤为引人注目,成为近年宋史研究的重要牵动力。其研究理路先后经历了"走向活的制度史"和"新政治史"阶段(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     

社会史的表达与意义的寻求

我所理解的社会史研究,不是婚丧嫁娶、风俗人情之类的现象简单梳理,而是要寻求现象背后的意义。社会史的表达,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达,而更重要是意义的寻求。从这个视角,社会史跟政治史、制度史和化史往往有着更多的纠缠,唯其如此,社会史的研究才更有价值。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在充分了解和理解已有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意欲探讨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业已展示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其一,不论其最初是以"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范式"意义的面貌出现,社会史在今天已然承载了推进旧史学研究方法向新史学方向转变的历史重任.其二,伴随着新旧"范式"的转换,社会史对传统政治史主题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揭示了研究视角转换背后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其三,随着研究视角转换和研究视野扩大,社会史在拓展史料范围的基础上生发出解读不同史料的不同方法,如果把它放在"历史即史料学"的脉络下看,其方法论意义尤为深刻.     

记忆史与心态史

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记忆的场所》的出版,②标志着史学领域中记忆研究的开始。近年来,记忆史不仅涵盖了众多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对文化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产生了全新的影响,而且超出了法国范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就其实践而言,记忆史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     

政治史研究的新取向

自20世纪初以来,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经历了几番沉浮起落.传统史学的主流是政治史,用赫伯特·亚当斯的话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直到20世纪中期,情况仍然大致如此.二战以后,社会史兴起,不久即独张一军.就博士论文的数量而言,社会史在70年代末期超过了政治史,成了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     

孙中山形象建构与政治文化史研究——评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

回顾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的范式转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研究异军突起,渐成蔚为大观之势。由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Davis）导夫先路,以林恩·亨特（LynnHunt）主编的同名论文集出版为标志①,新文化史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研究范式,并逐渐取代了社会史的主流地位。     

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