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补偿":新政改革与中央低层行政人员地位的转变

人员问题是清末新政改革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之一.新的中央体制运行所依赖的大部分官僚没有跟上新的培训、被称为"流氓"的"书吏"们滥用权力以寻租补偿且人浮于事.1910年发生在民政部低层人员之间的交恶以及民政部在全国范围的内部考试这两个事件说明了官职竞争及层级提升的异常激烈,谋求权位的仕途吸引力并未随实施新政而发生变化.     

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央机构改革评述

中央机构改革是贯穿清末新政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有力地革除了权限不清、职责不明、建构重叠的弊病。但其最终仍逃不掉失败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而对中央机构改革的评价在一段时间内是否定多于肯定,改革有弊也有利,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也要看到它的积极性,本文将对其做一客观而理性的评价。     

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央机构改革评述

中央机构改革是贯穿清末新政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有力地革除了权限不清、职责不明、建构重叠的弊病。但其最终仍逃不掉失败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而对中央机构改革的评价在一段时间内是否定多于肯定,改革有弊也有利,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也要看到它的积极性,本文将对其做一客观而理性的评价。     

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央机构改革的评述

中央机构改革是贯穿清末新政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有力地革除了权限不清、职责不明、建构重叠的弊病.但其最终仍逃不掉失败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而对中央机构改革的评价在一段时间内是否定多于肯定,改革有弊也有利,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也要看到它的积极性,本文将对其做一客观而理性的评价.     

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载的萧功秦先生写的《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以下简称萧文）,一开篇就提出：＂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     

论张方平的政治改革主张与实践——以庆历新政前后为例的分析

张方平为北宋中期政治家,在庆历新政期间,主张改革,但思想上又趋于保守,又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改革思想与实践存在很大矛盾。本文试图探讨张方平矛盾之处并了解其生活时代情况。     

“清末新政”与满汉关系变化

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由此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我们称其为"清末新政时期"。在这10年中,晚清政府进行了一场较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更为全面、更为深层次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这次改革运动也给满汉两民族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契机。满族入关以后,为保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一直推行"首崇满洲"和贬抑汉族的政策。满族在政治、经济、民事、司法各方面均享     

王安石与王雱:推进“变法”的父子兵

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讲述了一个5岁便可指物作诗的神童方仲永的故事。巧合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恰有一个聪明绝世、堪称神童的儿子,他叫王雱。王雱,字元泽,生于1044年,即宋仁宗庆历四年。这一年,无论是对于北宋当局,还是对于那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都是一个重要而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边境出现暂时的和平局面;这一年,"庆历     

“农村发展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动

近年来,人们在关注、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时,包括我自己在研究80年代民间政治、思想史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发展组")。"发展组"是"一群自愿者"的自由组合,但却"颇有深度地参与了高层决策",在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相当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杜润生: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

杜润生,山西太谷人,出生于辛亥革命两年后的1913年。这位中国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到7月就进100岁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读于北平的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想把家乡这个口碑颇好的才俊青年招揽为自己的幕僚,曾专门找他谈过。但,杜润生不为所动,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先锋分子。日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得逞后,野心膨胀,"不宣而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再一次大举侵华,平津沦陷,华北山河变色。他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当了队长。八路军129师挺进敌后收复沦陷区,创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敌后抗日人民     

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与特征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毛泽东提出"放权"改革的历史动因和理论依据,阐述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地总结和分析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特征.认为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是他的"放权"改革没有触及国家与企业的实质关系,也未能真正理顺中央、地方、企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分权主要是行政分权,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将以"放权"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同步推进"放权"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没有掌握好一个合适的界限,"放权"和"收权"都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新税、新人、新精神”:抗战时期的直接税人员考训制度

历来税收变革,人事至为关键。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开始系统推进直接税变革,同步开始构建新的人事制度。时任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及直接税负责人高秉坊抱"新税、新人、新精神"宗旨,弃常规荐任、委任制度不用,转而采用考训方式招录青年大学生组设新的征税队伍,希望以此杜绝人情请托,提升专业素养。考训制度初由直接税机构制订,后与考试院协同颁发,涵括考试、训练、任用、晋升诸环节。考训制度强调以专业成绩和职业操守为公开入职标准,在任用和晋升环节关注税务人员的主体利益和职业前途,有助于推动税务人员向专业化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直接税考训制度扩展为普遍的税收人员特种考试制度,被纳入文官考铨体系。但考训制度的核心在入职资格控制,并不能根本杜绝税务人员的渎职贪腐现象。1942年直营合并后的税务控案说明,直接税人事管理与税收征稽之间还存在隐性的制度裂缝。人事管理如不能与过程监督结合,税训易流于形式,税风势必渐趋懈怠恶化。     

改革必须保证“领导干部的利益”？ 改革终究是要让人民高兴，而不是满足自上而下的权力构架

山西作为国家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省,完成了第一步的工作——“清理规范事业单位”,撤销了1237个事业单位。但却“没让一个人下岗,没让一个人的利益受损”（事见2012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与“文化大革命”有必然联系。“文化大革命”导致的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 ,重工业增长很快 ,能源工业呈超速增长 ,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 ,它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留下了巨大的潜力 ;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增长缓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十分缓慢 ,使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潜力更大 ;整个经济活动中效益下降 ,为以后加强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留下了余地。总之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原有体制能量的释放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走上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民 ,普遍的心态是要求社会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客观总结 ,构成中国走上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     

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

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和权力是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它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作用范围、形式及效果:资本主要作用于物质的、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而权力主要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交织。本文将"空间的生产"理论与城市空间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转型中国语境下的解析,尝试提供一个研究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处于困境,波兰与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危机,赫鲁晓夫不得不求助于中共。尽管在危机处理的初期,中共来不及参与,但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九小岛事件”前后中国南海疆域的认知转变与主权维护

20世纪30年代,法国以“无主”“先占”等为由侵占“九小岛”,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也促使我国民众对南海疆域认知的转变与主权维护。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特别是汲取“九一八事变”等事件的教训,迫使国民政府在“九小岛事件”的应对和处置上尽管“暂持冷静态度”,但还是有制定明晰的“处置意见”,并表示“属于中国疆域的可能性最大”,进一步激发各界民众在更大范围参与南海主权维护,推动近代中国南海疆域主权捍卫互动局面的初步形成。     

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这一问题。其所涉及的面相比既存研究所论述者更为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并不那么激进,甚至还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班级精细化管理”与“高效课堂”改革的实效性

<正>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力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全体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因此,教师必须要抓住课堂教学这一主阵地,进行高效的课堂教学活动。下面就我校课改情况谈谈班级精细化管理与高效课堂改革机制的实效性:一、思想建设1、对学生进行课改的宣传。“思想决定态度,态度决定成败”。树立一种思想,思想达到高度的统一,才能形成强有力     

“实”与“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求真”指向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官方性质的《学部官报》公布了“审定中学暂用书目”约两百种,并为之各撰“提要”以述评各书内容、史源与优缺点。与中国传统的“提要”撰述相比,此处的范畴运用与批评模式并无本质不同。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山西大学堂所编《西史课程》的“提要”中,出现了“泰西史家最重批评”一语。《审定书目·书目提要·西史课程三册》,《学部官报》第57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论断反映了一个事实:近世中国史家言史学批评,多了一个难舍难离的参照系,那就是西方史家的史学批评。比较地审视,自然有世界视野的获得,当然也免不了文化的焦虑,不过恰恰也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动力。在此,拟在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的参照下,谈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观念根基,以见“最重”二字是否合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