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官“年终密考”制度述论

"年终密考"是清代大计之外考核地方官的制度,始于乾隆年间。每年岁末,总督、巡抚用密折对属员贤否开具考语,造册密呈皇帝。其对象为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学政、提督、总兵等。该制由督抚亲办,是皇帝获得地方官员臧否信息的主要渠道,密考评语是鉴别外官的重要依据。作为"年终密考"制度的组织者与执行者,皇帝与督抚的良性互动,在一定阶段,保证该制度的稳定性、保密性,成效明显。行之既久,督抚对密考制的应付塞责,及规避风险等因素,导致考语例行公事,套话雷同,有违"年终密考"制度的初衷。     

清代文官考核中的问责制度

清代,文官考核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及八法(六法)处分作为对官员奖惩的重要标准.各级主管官员举劾属员均负有行政责任,如果荐举、参劾不实、不当,或滥举滥参,查证属实要进行责任追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考核问责制是清代官员考核公允性的重要保障,对各级主管官员据实举劾起到一定的警诫作用.     

清朝兼务官养廉银小议

清代官员在正常的俸禄外增加养廉银后,对于官员的兼职也给予一定数额的养廉银,即所谓"兼任养廉"。兼任养廉是清代养廉的一种特殊形式,作为兼务官,除了自己本职所得的养廉银之外,还获得所兼任职位的养廉银。兼务官的养廉银依据"增事则增养廉,事毕则停养廉"原则支给,一定程度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宪官 史官 言官——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三套马车”及其比较

<正>监督制约是政治的本能,是一切政治制度设计之要义。中国古代监督制度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制度体系而言,有这样"三套马车":宪官——古代监察官员的一般称谓;史官——古代记录历史的官员;言官——古代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宪官"掌察",以法律和上命为依据,监察百官,执行法纪,又称察官、监官;史官"掌史",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准绳,记录国家大政和统治者言行,褒贬得失,以史制君;言官"掌言",以"庙堂舆论监督"为职任,规谏帝王,纠劾百司,又称谏官。     

再论里耶秦简中的“守”和守官

里耶秦简中的"守"多为代理官吏。"守官"本义为居官、守职两个方面。当居官无法守职,需要其他官员代行其职时,就会出现"守官"。这种临时代理政务的"守官"模式能够保证真官缺额或离署时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秦迁陵地区守官众多,与秦新占领地区急剧扩大,原有官吏不足以充当"新地吏",以及政务繁苛、徭使繁多有关。     

清末法政学堂自修科考

清末"预备立宪,百度更新",清廷认为只有"竭力劝勉官吏,使之讲求法治之原理,以为推行之准则",新政方有制度之根。对于"未服官之人",各省法政学堂已开设正科、别科等进行西式法政知识的教育。而如何向庞大的在职官员推广西式法政知识,则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湖南法政官校设立自修科,让候补官员领取法政学堂校外讲义,自行研读并加以考核。宪政编查馆对这一学习模式加以变通,将适用对象推广于在职官员,并咨令各省法政学堂一体遵行。法政学堂自修科的设立,有助于清末政府官员完善知识结构,也有利于这一群体适应新颁法律的需要。     

湖南博物院藏清代“凤凰花黼黻”考证研究

补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官员服饰的主要饰件,用以标明官员身份等级,佩戴于官员服饰的正后背及胸襟,运用织、绣、缂丝等工艺制作,分文官与武官补子。文官等级纹样为“禽”,武官纹样为“兽”。清代补服等级制度基本上沿用于明代,但是随着满洲贵族王朝的建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其在装饰纹样风格上有了不少变化,有着鲜明的清代补服特色。     

关于清代榷关“差官“问题的考察

清代榷关的管理分专管与兼管两种形式,本文通过对专管官即监督的身份、品秩、铨选方式和兼管官即有关省份的督抚、将军及其委员的身份职责等规定与变化的梳理,对内务府官员与榷关监督关系等方面的分析,揭示清代榷关人事管理中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清代民国瓷帽筒赏析

正"帽筒"又称"官帽筒",最早为清代官员用于放置顶戴花翎的器具,通常为瓷制。清代官员的帽子有两个后摆,不能叠压,最好悬垂,以保持帽子的形状。官帽平时至于专门的器具上正契合了古人"冠不落地,鞋不上桌"的说法,也能表现出对官帽的尊重和炫耀。在清初,康、雍、乾三代,官帽多是用球形帽架承托的。现存世的有一件的乾隆时期粉彩帽筒燃香器,为镂空花式,可内置香料,官帽置于其上,这应是帽筒较早的雏形(图1)。筒状帽筒大约出现在嘉庆时期。帽     

高句丽“加爵”与“食邑”考

<三国史记>所载"加爵",是指破格授予平民或五部低级官员以部长即大加的身份,以便其拥有出任高句丽中央官的资格.所谓赐"食邑",是将尚未得到开发的王室所有的山林和荒野赐给立有军功的人,作为他们的猎场.在高句丽早期并不存在封爵和食邑制度.     

宫中履历单概述

宫中履历单,是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时期从紫禁城内各处搜集起来的清代文武官员的简历。清代吏部举行京察、大计,考核升迁调补官员和优卹功臣时,附有开列各员履历的名单。呈奏皇帝御览。这些履历单分別记述了该员的简单经历和军功政绩,是清廷考核除用官吏的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不仅记述该员的个人经历,也反映了清王朝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军政活动。它所提供的历史情况和线索,是研究有清一代吏治和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可缺少的材料。     

师爷“体制”的消亡

正从法制的角度来看,各级官员私人聘请"师爷"来办理公务的习惯性"体制"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当嘉道年间腐败风气盛行后,师爷群体也迅速走向腐败,推波助澜,使吏治迅速恶化。一、反客为主幕友虽号为"佐治""宾客",不过很多不安本分的幕友却常常反客为主,自己做起主人来。本来,清代政治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批无公职身份的师爷推动的,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县官员甘愿让师爷处理公务,自己乐得袖手旁观,"优哉游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

"乌布"是清代六部中标识司官职务名目的满语称呼,包括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管股等。掌印和主稿最先出现,并在乾隆年间形成掌印、主稿对所办事务负责的制度。嘉道时期,又出现帮印、帮稿、管股等一系列名目,乌布演化为一种与官缺分离的职位序列。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资格、薪俸、待遇,乌布则由本部堂官任命,决定司官在部内的日常工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清末新官制改革时期,又出现司长、局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乌布进一步演化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现代职官制度接轨。     

中国古代史官称谓内涵的嬗变

"史官"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经常提及和运用的名词或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早期的史官因其官为"史",故被后人称为"史官",后期的史官,则因其职为"记史"、"写史",而被称为"史官"。这种称谓的变化经历了天官和巫官、著作官和天官的分离过程,到隋唐时期,史官的称谓才固定为专指记录和撰述史事的官员。     

论清代秋审“签商”

"签商"从清代公牍中看,指多个办事机构间提出异见、进行交流的书面讨论形式,在中央司法环节中可能出现的有三法司"签商"、九卿"签商"、秋审"签商"等。秋审"签商"意味着秋审班中的各官员根据招册所报送的案情,在决定死囚的"立决"或"监候"等行刑方式时,如产生不一致看法,则可将异见先行提出,于秋审机构内部讨论;其后果或是"签商"者与刑部等达成一致并"画一具奏",或是"签商"者保留异见并"两议具奏"。秋审"签商"本质是以秋审招册所载案情为基础、参与秋审的官员因具体情理与律例适用方面的斟酌权衡所产生的争议,其争议以确定犯人的"情实"、"缓决"处理为中心,其定论关系到待决犯人的生死,是复核死刑监候案件的最终环节。相比其他会审形式,秋审"签商"有独特之处,以此可透视秋审的制度特色与清代中央司法的运作。     

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

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有显著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记官而不及机构,以长官、佐贰、属官代表各自府署,可称作"以官存司";两唐书《百官志》则皆"以司存官",即在各机构名下记其长官、佐贰及所属官吏,将之一概视为机构成员。记载体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官制的法令及行政体制的演化,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主要取本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约在南北朝后期。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宋代官衔带“新授”现象研究

宋代官员凡新授职务,最早收到省札后就可称“新授某官”,这很普遍。其意义一则突显中央权威;二则官员提前注授职务并允许入衔,有利于稳定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按道理新官上任后应去掉“新授”字样,直接称“某官”,但地方官往往上任半年内,在与中央的往来文书中,仍称“新授某官”。这一时段类似“试用观察期”,一方面新官用来适应新岗位,亦享有“免责”的优待;另一方面所在机构、监司、台谏会监督新官的表现,及时淘汰问题官员,作为对以文书、资历为主要依据的选任制度的修正。     

清代的车票和限票

清代的车票是官员办差用驿站车辆经陆路解主官物的依据，并非今日乘之凭证。当时，车票先后由兵部、陆军部印制填发，只填发的车票均向用票的稚门收费，每张收费银五钱一般来讲，车票使用之数量每年多则百余张，少则70-80张左右。清代历朝皇帝出巡、打猎用车，士由内务府筹措，不用车票官员非官办差用车亦不得擅用车票。     

《三国演义》“虚构”知多少

<正>《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其内容既有和史书相符的部分,又有与史实不符、也就是虚构的成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将此概括为"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这是就其大概而言,并非精确的统计数字。《三国演义》这种虚实错杂交融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