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刍议

明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近些年来,宁波的城市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新材料不断更新着我们对明州城市发展和东南地区沿海对外贸易的认识,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明州城市的发展和相关的对外陶瓷贸易状况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即试图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比较晚唐至宋初明州及其周边城市的状况,以明确明州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通过对海外出水的海量越窑瓷器的分析,重构和反思对外陶瓷贸易与明州城市发展的关系。     

北宋海外贸易陶瓷之考察

北宋是海外陶瓷贸易相对平缓的一段时期,但贸易活动并未中断。北宋早中期,贸易陶瓷在五代宋初基础上渐进发展,越窑青釉瓷和景德镇窑青白釉瓷构成了稳定组合。北宋中期晚段是贸易陶瓷的转变期,闽广地区以外销为主的窑场迅速兴起并占据了海外市场的主体。其中广州、潮州、泉州窑场主要面向东南亚及西印度洋地区,福州窑场主要面向日本。北宋末期,闽南、广西窑场青白釉瓷繁盛,龙泉窑青釉瓷崛起,潮州、漳州产品亦见于日本。此时,东西方贸易陶瓷品类组合都趋于复杂化。     

宁波现存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华侨刻石之研究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内保存三块有关南宋明州港对日本交通贸易的刻石。它们是宋孝宗乾道三年(116年)三名居住日本的华侨在明州(今宁波市)舍钱修砌"礼拜路",奉献功德的刻石。这是宁波市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明州港最早的文物遗存,也是明州港对日本交通贸易历史最早的文物遗存。由于它们是当时致力于中日海上交通贸易的华侨的遗物,所以更是值得珍贵。一砌路石、发愿文及其来历这三块刻石现嵌置于天一阁内尊经阁西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荥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之比较研究

自西汉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出现了十余个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关系密切的大小港口。这些港口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历经兴衰与更迭,至宋元时期,最终形成了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贸易枢纽港。这三大港口不仅是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起迄港。     

宋元时期广东瓷器运输与贸易的考古学观察 ——以窑址以外出土材料为中心

以广东地区宋元时期墓葬、遗址出土瓷器为切入点,可以分析出这些瓷器来自北方、闽浙赣以及华南地区,而且时代不同,其组合也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以广东瓷窑产品在华南沿海地区以及外贸路线上的分布为线索,对华南地区瓷窑产品外销路线问题进行细化,讨论了广州港与明州(庆元)港、泉州港在瓷器运输路线上存在着单向或双向的联系,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兴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港口犹太人对近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

地理大发现后,以塞法尔迪人为主的港口犹太人通过广阔经济联系形成的贸易网络参与到新兴的大西洋经济体系之中,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18世纪,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的港口犹太人在国际贸易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其活跃范围包括欧洲、地中海、美洲、西非乃至印度洋等地区,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交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主要从事与殖民地有关的贸易活动,尤其是奴隶、蔗糖、烟草、钻石贸易等。作为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的中坚力量,港口犹太人通过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推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反过来又为犹太民族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与经济机会。     

唐五代福州的海外贸易考略

唐天宝年间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海外贸易成为唐朝与海外诸国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渠道,中外经济交流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这种形势为福州与中原文化交流和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使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     

“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

"黑石号"沉船中出水了大量珍贵的九世纪早中期器物,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人们对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认识大大改变。"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部分铜镜、瓷器和金银器形制独特,通过对其制造、使用和流通情况的讨论,可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海上对外贸易模式。同时,结合扬州的考古发现,可知其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见证了九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16—18世纪输入印度的贵金属

16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以金银为主的批量贵金属进口,是印度常规海陆贸易中最关键的部分。一般来说,亚洲地区贵金属主要来源于西亚,而西亚的贵金属又有相当一部分通过黎凡特的贸易路线,从欧洲南部和东部获得。但印度的贵金属并非全部来源于西亚。也门和波斯同样提供大量金银,输入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其中最主要的接收港口有肯帕德（Cambay）港（后来被苏拉特港口代替）、卡利卡特港。虽然按照现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数据很难将也门、波斯的输入量与西亚的输入量进行量化比较,但可以明确的是,经印度西北部陆路输入的为数不少。再次．东南亚曾经也是亚洲另一个贵金属的重要来源地。至16世纪,全球贵金属的生产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实际上有两个具体的促成因素：其一,发现美洲以后,在西班牙人的援助下,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丰富的银矿得到了充分开采。其二,日本的地位上升,成为了亚洲金银的主产地。本文拟通过相关数据的量化分析,阐述16—18世纪世界各地贵金属流入印度次大陆的情况。     

长沙窑瓷器：9世纪印度洋——中国海域地区全球型海上贸易的典型商品

<正>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充分证实,最晚从9世纪初起,中国陶瓷器便是西行商船上最主要的贸易商品之一。现存文献和考古发现均表明,8～10世纪往返航行于波斯湾与中国港口之间的主要是阿拉伯独桅帆船[1]。船上的阿拉伯或波斯商人将中国瓷器运至东南亚和波斯湾地区,再销往非洲。而目前已发现的该航线的9世纪沉船中,长沙窑瓷器出水数量和占比均很大,如唐宝历二年(826年)前后的黑石号沉船,出水有长沙窑瓷器高达56500余件(图一、二)[2];另一艘在越南海域发现的被称为平珠(Binh Chau)沉船的9世纪沉船中,长沙窑瓷器所占数量也最多(图三)[3]。基于此种背景,本文重新梳理了西亚和非洲地区的岛屿和陆地港口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片,并对这些瓷片的类别、外销时间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证实了长沙窑瓷器是9～10世纪中期该地区最为典型的跨国贸易商品和昂贵的转手货物。     

宁波出土的磁州窑瓷器之探索

磁州窑（系）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民窑,也是民窑中很有个性的代表。其产品有着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不仅深受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也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本文试图通过明州（宁波）古港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来研究探索有关的诸问题。一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沿海著名的港口都市,唐代最著称的就有交（交州、今越南地）、广（广州）、明（明州,今宁波市）、扬（扬州）四大港埠。从市舶使、司（务）的建立时间和开放口岸看,著名的泉州、杭州等港口的繁荣时间均在宋代或晚于宋代。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上述四大唐代开放港口唯独明州港在水道要冲建…     

13——14世纪中国陶瓷的贸易圈

这次主要是论述13—14世纪的中国陶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所发现的情况,并通过陶瓷器了解它们在贸易史上、社会经济史上和文化史上所处的地位.若再进一步扩大探讨的范围,13—14世纪正是从南宋后半期到元代的历史时期,我打算阐述中国陶瓷是怎样被推销到更远的南亚和中近东方面乃至更远的地区.中国陶瓷作为商品是如何进行交易的.(图一,译者补).我们知道,了解此况有两个方法,第一是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即该时代的陶瓷器在东南亚以西何地发现,亦或通过美术史的方法;第二是通过文献上的记载,深入研究探索其实情.本文以考古学的方法或美术史调查的结果为主,了解13—14世纪的中国陶瓷在南亚、西亚、东非及更进一步运往欧洲的实况.再通过它们了解当时的贸易状况,并进一步地依据文献,深化有关这方面的知识.     

科技进步与物种厄运:19世纪通信革命与东南亚古塔胶贸易的兴衰

古塔胶是一种产自东南亚密林中的天然橡胶,19世纪被殖民者引入欧洲作为海底电缆绝缘层的标准材料,由此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古塔胶贸易的发展与繁荣。19世纪通信革命及世纪末的海底电缆铺设高潮,加剧了古塔胶供应的紧张状况,引发对古塔胶的资源恐慌,一定程度上促成古塔胶采集模式的变化。到20世纪初,随着全球海底电缆网络的建成以及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古塔胶的市场需求开始下降,古塔胶的资源恐慌由此消解。19世纪通信革命主导着东南亚古塔胶贸易的兴衰,从中不仅反映出欧美列强对东南亚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折射出现代科技进步所付出的环境代价。     

10世纪耀州窑生产转型及技术渊源——从M形匣钵说起

M形匣钵一直被认为是耀州窑引进越窑技术的最有力证据。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耀州窑M形匣钵的使用方式与越窑有很大不同,同期一些其他高端技术也主要是基于北方瓷业技术体系的创新。所以10世纪耀州窑青瓷工艺的飞跃性发展,是适应环境条件的北方陶瓷工艺体系对越窑青瓷工艺的选择性吸纳、融合的结果,在引进吸收中,一种类似越窑又不同于越窑的青瓷逐渐成熟、发展并走向高端。     

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它经历了我国海外贸易由盛转衰的主要过程.福建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在明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按照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分三个时期对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作一初步的论述.一、朝贡贸易时期明太祖立国初,为了防止海内外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危及其新建立的明王朝;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招来海外诸国入明朝贡,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海外贸易政策.即对内实行严厉的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对外实行“朝贡贸易”,准许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随带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明初沿袭了宋元时刻的做法,在朝贡船舶经常出入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置     

东北亚地区贸易陶瓷的初兴——以渤海国遗址出土瓷器为中心

渤海境内的瓷器,均发现于城市遗址,时代集中于9世纪初前后-10世纪初,窑口以越窑、邢窑、长沙窑为主,器形有碗、注壶、罐等.出土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其窑口组合特征鲜明,与同时段新罗、日本出土唐代瓷器相同,代表着东北亚地区贸易陶瓷初兴阶段的基本样貌.唐代南北窑场的产品,似应主要通过朝贡道,以登州为起点,越过渤海海峡输至渤海国境内.由于渤海国与日本存在密切的商业往来,亦不排除唐代瓷器横跨日本海由日本输入渤海国的可能.9-10世纪初环黄、渤海以及环日本海的东北亚区域的陶瓷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重要一环.考古出土的瓷器,是将有着"海东盛国"之誉的渤海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直接物证.     

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初探

福州是福建省会,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是"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是以朝贡贸易为主。福州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始于后汉,发展于唐五代,明清时期福州作为郑和下西洋重要基地和中琉朝贡贸易唯一官定港口而鼎盛。郑和船队驻泊长乐和中琉贸易定点福州,奠定了福州在海外贸易史上的历史地位。国际贸易兴盛带动港口建设,贸易港从福州内河向滨江滨海发展,先后出现东冶港、甘棠港、河口港、太平港、马尾港等名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和出发地之一。福州人有精湛的帆船制造技术,熟知天文地理,并掌握高超的航海技术。他们从事海外贸易,穿洋过海、贸迁四方,形成代代相传的海洋文化传统,这是福州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人文因素。     

古代晚期的红海贸易

3世纪危机前的红海贸易与古代晚期有很大的不同:帝国时期总体上相对模糊的贸易政策,到了古代晚期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干涉。具体而言,2世纪中期到4世纪早期,转折时代的红海贸易不断随着近东局势的变化而适应和调整着。4世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这片地区重新塑造了秩序,并且稳定了东部地区的经济,使得红海贸易在古代晚期都非常地繁荣。5世纪是一个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所不同的时代。这段时期罗马参与红海地区的材料较为有限,帝国南部地区的冲突与紧张局势不断发生,例如埃及东部沙漠,阿克苏姆与希木叶尔。这段时期罗马在红海地区的利益受到了蚕食,但是红海贸易整体发展平稳。阿纳斯塔修斯与查士丁尼两位皇帝比历代皇帝更加关注红海贸易。随着对波斯的战役不断发酵,红海成为与远东地区连接唯一的路线。最后,两个帝国因为对于阿拉伯扩张以及政治和政策所驱动进行了战争。尽管6世纪是一个罗马对于红海地区加强的时代,但这段时期的红海贸易并没有比其他时代更加繁荣。而随着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印度贸易改道波斯湾,红海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了。     

从月港兴衰看明代海外贸易

中国既属亚洲东部大陆大国,也是太平洋西岸海岸古国。早在上古就产生民间海上交通与贸易,到了两汉．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吏进行一定规模的海外贸易,标志着海外贸易正式成立,此后广州就首先成为国际贸易重要港口之一。自唐代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制度以来,历朝在沿海的广州、泉州、温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外贸口岸职掌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等事务。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港之一。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初,屡次发布诏令,严禁沿海军民出海贸易。海外贸易完全由明政府控制,洪武十六年,始给朝贡诸国“勘合号簿”,永乐二年,又发置缴外土官“信符金牌”等,这两种凭证都是作为贸易时的依据。这种把商业关系纳入朝贡形式之中的朝贡贸易,无疑对宋元以来私人繁荣的海外贸易是一次严重的破坏与逆转,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种新形式。